今年上半年的GDP强劲回升同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撬动的天量信贷（7.4万亿）密切相关。由于决策层害怕经济刺激“半途而废”，进入日本式的“停停走走”陷阱，谨慎定调为“宏观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下一阶段，应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定调几乎让市场相信央行不会对信贷狂潮进行有效的遏制，仅仅只会施展一些“微调”——例如票据回笼这样的数量型手段，近期既不可能出台类似于季度的信贷管制，也不会对利率等价格型手段进行调整。而目前对信贷和银行流动的调控，除了央行票据以外，主要是由发改委通过一些产业政策（二高一资）以及银监会通过贷款指引和风险提示来予以疏导和调节。

“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被认为是央行下半年货币信贷工作口径中的首句。如何理解“这一口号”可谓见仁见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面对天量信贷和“爆炸性”投资增长拉动GDP带来的通胀上升问题，央行将用何种手段来予以提前警示和化解。

我们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将“放权给市场化”看作是“运用市场化手段”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策略，即在目前有利的局面下推动利率自由化、尤其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运动一直在“有序、逐渐、稳健”的基调下运作，“先外（币）后内（币）、先长（期）后短（期）、先贷（款）后存（款）”是条主线。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果，例如2003年基本实现了外币的存贷款利率自由化；1999年实现了贴现利率和国债利率发行市场化；不断扩大人民币贷款的浮动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1999年开始对保险公司存在银行的大额存款利率进行市场化尝试…… 简单地说，中国利率管制仅仅表现在存款的上限和贷款的下限，由于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已经日益扩大，唯一的“严厉管制”色彩来自存款利率。

实际上，存款利率的管制被认为是“金融抑制的堡垒”，从1996年以来计算，中国存在负利率的总体时间非常长。银行低成本吸纳储蓄、监管层给予银行体系3%的利差空间，使得银行体系为国有部门提供“廉价资金”，对“抵押能力”或者“担保能力”不足的民营或者中小企业实施“资金供应歧视”，也就是说，中小企业愿意承担较高的利率但却没有资金供应来源，而那些愿意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却因为储蓄资金不足而无法缓解它们的资金饥渴（一个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农村金融对农户垄断定价问题，因为农村金融的储蓄资本有限）。

而创造主要雇佣机会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不能有所缓解（尽管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命题”），自然会影响就业岗位的提供，这个状态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格外刺眼。另外，存款利率管制也使得银行无法对存款进行分类、定价、设计不同的理财产品、无法促进银行差异化竞争。如果存款利率自由化，那么银行将会重新博弈和分配储蓄资源、银行产品的设计和定价将能差异化竞争，同时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推动将显著推高储蓄利率，提高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在现在银行放贷已过度的状态下（减少了继续以量取胜的概率），能够遏制银行的放贷行为，同时遏制国有部门对廉价资本的“热衷占有”，改变居民对通胀预期的恐惧、提高他们的收益以及储蓄多元化理财的出路。

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像贷款利率的空间浮动一样，快速推进存款利率自由化进程，比如可确定一个存款自由化时间表：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就实现完全放开。同时，由于贷款利率此前已经实施浮动，可以加大其浮动区间，甚至效仿香港式协议利率“雪暴改革”，直接将贷款利率完全放开。

不过，由于利率调控权异常重要，它不归央行而是属于国务院。况且中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权势国企、资产泡沫受益阶层所影响，急剧的利率自由化运动将是一次“市场对官僚的削权”，其中的艰难、诅咒、控制以及阻碍是极为可怕的，这些人会打着“稳健”的幌子或者拥有“科学调控”工具越多越好的论调来反噬这一趋势。我们虽然鼓吹这一改革，但是正确的改革总是在悲伤的心境中接受漫长的等待，并发出沉重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