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务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

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崛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现象。上汽集团旗下的名爵MG在欧洲市场2024年交付量超过24万辆，而在意大利已经超过3%的市场份额，整体排名达到第13位。这是中国汽车在欧洲取得的最好成绩。而在德国商场的海信电视，在匈牙利街头行走大巴上处处可见的联想电脑，和泰国曼谷的泡泡玛特旗舰店，中国企业正以创新力和文化势能打破“代工枷锁”，重塑全球商业版图。上海交大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林雪萍在《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与突破》，从“月亮看地球”的视角，描述了中国品牌在全球所取得的成就。而这一成就的背后，不仅源于企业自身的战略突破，更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为其开辟的“护航航道”。

然而，当下也正是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气氛越来越浓重，乌云翻腾的时刻。美国政府高举关税大棒，也使得中国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外需不振，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

值此中国企业出海、进入高度全球化的深水区，企业亟需系统性的方法论支撑。林雪萍的《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与突破》正是这样一部“出海宝典”。林雪萍先生基于对100余家国内外和200多位亲历者的调研，提出“三个空间突破”（地理空间、认知空间、价值链空间）与“两种能力构建”（组织国际化、供应链属地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从战略到落地的全景路线图。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连续15年居世界首位。这得益于中国在产业政策的连贯性和前瞻性，彰显了制度性的优势。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1300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70% 以上。这一压倒性的优势来自中国多年来深耕新能源汽车的布局。2008年借着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开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试点。而从2009年则开始“十城千辆”的试点工程，并从2014年开始鼓励车企转型的“双积分政策”。这些持续叠加的政策，与美国、日本、欧洲的电动汽车政策摇摆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出海》一书提到了美国也在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但执行起来则有很多不确定之处。2022年美国出台了《芯片科学法案CHIPS》，总金额约2800亿美元。这被看成是向中国产业政策看齐“抄作业”最认真的一次。然而CHIPS进展的并不顺利。而在今年特朗普政府在3月份国会演讲中称，CHIPS法案 “非常糟糕”并考虑推翻。这种政策不连续性，与中国产业政策对于行业发展的持久性和深度承诺。

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加速，有些人会担心在海外处于水土不服的劣势。但其实中国一贯扶持实业的制度基础，依然可以为海外提供动力。企业能够在一边在海外打拼的同时，也能在国内继续获得持续迭代的优势。《大出海》一书分析了中国制造在海外建立工厂，但依然可以在本土获取养分，从而保持技术的领先代差。美国在极力推动中国光伏工厂落地本土。但光伏产业所具备的高速升级的特点，使得美国工厂的发展，依然落后于中国本土的快速进化速度。换言之，中国制度优势，能够滋养中国企业的根部，使得出海的工厂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养分。

《大出海》书中案例极具启发性，重点提到了“真出海”和“假出海”的区别。与简单的降低成本、躲避地缘政治风险不同，“真出海”企业在海外会重新构建企业竞争力，充分利用当地国的资源来获取全球价值。只有真出海，才能把中国通过在国内构建的能力，与中国外贸优势充分结合在一起。

2025年中国的外贸将呈现2个前所未有的新特点。第一，民营企业正成为我国企业出海的绝对主力。 目前，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规模已占据全国外贸的半壁江山，预计2025年这一比例将从55%进一步提升至6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在近期国家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推出多项支持政策后，民营企业迎来了真正的“黄金发展期”，其进出口占比有望突破以往任何时期的纪录。《大出海》一书中记录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在海外灵活多变和扎堆作战的形态。例如浙江青山在印尼建立的“青山工业园”，杭州华立集团在泰国罗勇的产业园，都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重新连接一片，提供了良好的物理空间基础。这种方式，跟日本企业出海，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跨境电商或成为改写全球贸易规则的关键力量。 作为中国外贸的一匹“黑马”，跨境电商当前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5%，未来五年内这一数字预计将翻倍增长至10%-15%，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形成“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并且跨境电商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提供了“一键出海”的机会——通过海外仓布局、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数字化购物模式，既能绕过国际供应链的“脱钩”风险，又能让中国产品直达全球消费者，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大出海》一书中提到了深圳纵腾跨境电商的物流基础设施服务商，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拥有两架波音737货机，并在美国建立了200万平米的海外仓。中国对跨境电商的深度支持政策，体现了中国制度可以聚焦某种新商业形态的专注优势。而这种优势，则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大胆布局的行动。

《大出海》中重点提到的“供应链属地化”战略，在全球化布局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优势。宁德时代在德国建厂时，将中国电池技术与欧洲研发资源结合，形成“技术+本地化”的创新模式。这种“以中国为枢纽，辐射全球”的产业链协同，使中国成为技术扩散的核心节点。而河北电解槽公司派瑞氢能，则与瑞典Metacon公司签订了代工许可和制造协议，由后者在瑞典本土生产派瑞氢能设计的氢电解槽电堆。双方通过“技术授权 + 本地化生产”的方式，核心电解槽由派瑞提供技术图纸，开启当地供应链的属地化。而Metacon在希腊50MW的绿氢的项目中，电解槽由派瑞生产，但瑞典公司在希腊工厂组装。中国大力发展氢能的优势，已经开始外溢，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继续开疆拓土。

《大出海》一书提醒我们，在当下全球新建工厂不断兴起的时代，中国的重心要从从“捍卫世界工厂”转向“全球供应链的领导者”。而这种转变，固然以中国企业为主体，但整个过程却离不开中国制度优势的托举。供应链的齐全性，确保了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量巨大的单一市场则为企业提供了抵御外部风险的“战略缓冲带”。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品牌出海的“护城河”。未来，随着RCEP、CPTPP等协定深化，中国企业将在国家护航下，进一步将供应链“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结合，实现从“代工追随”到“品牌定义”的跨越。

也要看到的是，全球大变局也需要中国对外部环境做出灵活的安排。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碰到很多新的困难。例如大量外派海外的管理者的孩子教育问题，使得中国在海外建立中文国际学校变得紧迫起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如何在海外开展更多的灵活金融业务，以便支持中国企业的发展。《大出海》一书中提到了“建立系统级的能力”，就是寻求各种新的行业性力量，来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舞台上与其他跨国公司放手一搏。这方面日本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实战经验。从1985年开始，日本主动推动企业出海。日本政府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大量政府部门与行业组织的活动，在海外给日本企业给与了巨大的支持。例如日本国际学校在中国，就非常普遍。这为日本高管在中国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解除了后顾之忧。日本能够在海外“再建一个日本”，与日本主动进行制度调优有着密切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革命的发生离不开制度、产业与文化的共振。中国凭借制度优势的强力动员、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数字经济的超前探索以及文化势能的全球释放，正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从“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大出海时代，中国制造要实现从‘客场适应’到‘主场定义’的跨越。当全球产业版图因中国而重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必将在东方的土壤上绽放光芒。

《大出海》一书，正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与指南。它提醒我们：中国品牌的全球化，不仅是商业的远征，更是一场由国家制度优势引领的深刻变革。唯有读懂这场变革的逻辑，才能在全球市场的惊涛骇浪中，翻开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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