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孤立主义情绪与反全球化思潮普遍高涨。传统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下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知名学者指出，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在于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的全球责任交接，当新兴崛起国的全球责任缺位，就会引发“金德尔伯格陷阱”。基于历史类比，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衰落的英国不愿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而新兴崛起的美国也对全球治理袖手旁观，以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真空没有被及时填补，最终引发全球混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看法固然提出了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但是“金德尔伯格陷阱”从传统大国视角出发，将全球治理困境归因于新兴国家的责任缺位，无疑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值得商榷。

关怀全球供给实践

新兴大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并不弱于霸权国；其积极搭建平台、发出倡议的方式，也与传统霸权国不一样。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前后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明显多于新兴国家。例如，2009年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有120次,到2013年就猛增至741次，而2016年更激增至1066次，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多的大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成了捍卫全球化进程的中流砥柱。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中国在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上供给了诸多新型公共产品，这既包括对传统发展类公共产品、规则类公共产品、价值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进行升级，更包括自主创设的新平台、新机制。

第一，在发展类公共产品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周边国家发展需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沿线65个国家，通过“五通”建设，不仅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大量公共产品，还对现有全球治理规则进行补充、升级与完善。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高峰论坛是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制度化、多边化、长期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搭建合作共赢平台，中国促进亚洲实现多重利益的包容与共生。作为“俱乐部产品”，基础设施网络能让沿线参与国从中受益。

一方面，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帮助弱小的经济体更有效参与一体化，补足网络中的薄弱一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可以传播中国经验与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电力供给不足、通信设施匮乏等问题，“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此类问题供给解决方案与跨区域公共产品。

第二，在规则类公共产品方面，创设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新机制。亚投行的公共产品性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优化升级。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亚投行坚持多赢、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特别是吸纳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络。亚投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将与现有的金融机制一起，构筑更完善的亚洲金融安全网。与以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倡议(CMI)一起，为亚洲金融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在价值类公共产品方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新理念。十八大报告正式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中国贡献的价值类公共产品发挥着独特的治理功能。一方面，凝聚共识，为全球治理设定规范基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怀疑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而“命运共同体”旨在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理念一脉相承。人类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共同体意识长期存在。正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所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乘坐在狭小的宇宙飞船上的旅客，我们的安全均维系在这艘宇宙飞船的安全与和平之上”。

第四，在安全类公共产品方面，适度创新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整体而言，中国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薄弱，这与安全议题的敏感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关。近年来，中国在安全领域进一步深化了既有参与，呈现一定的进取态势。例如，作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积极发起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该组织所遵循的“上海精神”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地区安全贡献了积极的指导原则。

第五，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公共议程。联合国会费支撑着全球公益和全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尽管会费份额按照法定程序固定摊派，但是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变化中，也能看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显著增强。在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仅为0.995%，而2013年至2015年分摊比例就增长为5.148%，到2016年至2018年更是高达7.921%，位居第三。根据联合国会费大致三年调整一次的惯例，笔者预测2019年以后中国的会费分摊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其贡献比重可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费贡献国；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中国承诺支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5年内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这都是中国依托联合国所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

超越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

现有主流理论大多沿着“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二维标准，将公共产品界定为：一种“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即消费非竞争性）；同时“任何人的消费都不排斥与妨碍同时被他人消费”的产品（即消费非排他性）。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稳定论认为理想的全球治理的格局是：霸权国负责供给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则负责消费。但是主流分析框架过多聚焦于消费侧，而忽视了供给侧分析。具体而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当新兴国与霸权国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功能趋同，供给竞争将被激化。强者“让利”可以交换弱者“承认”，因此新兴大国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可以扩大自己国际影响力。但由于消费者的数量是既定的，新兴大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希望尽量多地吸引消费者，就会导致新兴大国在重叠的供给侧竞争加剧。因此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只有供给比霸权国更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才能在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胜出。反之,就很难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服务世界的能力，也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青睐。突出比较优势，是新兴大国的策略。

其次，新兴大国也会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对供给领域进行选择性安排。供给国需要在评估国际需求前提下，对供给的产品进行先后排序。一般而言，发展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是国际社会的刚性需求，涉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生存，具有供给优先性；而且，规则类公共产品与价值类公共产品，是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可以后续供给。作为供给方，新兴大国应优先供给那些具有广泛共识或急迫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再是世界大战，而是通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而获得认可。在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形势下，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提供传统公共产品，还应该着眼未来供给新型全球公共产品。

（本文转自：中国社科报）

作者简介：

许晋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海峡两岸公共事务协会青年委员会副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