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急促逆转。石油、基础金属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均呈现突然崩盘的迹象，但这并非没有迹象，包括金融市场动荡，尤其是货币和实体经济需求偏软等众多因素促使了当前情况的出现。尽管可能有所谓的页岩气革命及其对整个能源市场供给端的影响，导致当前境况的最重要因素源自中国。

　　中国经济正在从资源密集型转向一种资源节约型、增速逐渐放缓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而鉴于全球经济已经适应了中国经济高能源消耗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包括金融市场也对中国高消耗型的经济增长习以为常，大家都没有对这种转型做好准备，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在市场震荡中幡然醒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其实对中国经济的放缓都存在很大的误区。悲观主义者会认为，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偶然的，是一个事故，但其实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种调整，反映了中国决策者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心。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时候，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从目前来看，只有少数的国家避免了这个陷阱，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勇气和能力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

　　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速放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GDP放缓到7%并不意味着灾难即将到来。相反，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

　　最新的2013年修正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7%，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总和所占的GDP比重，该比重为44%，这也意味着，服务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三大部门中的第一大。

　　但这个过程中有个扭曲。服务行业一个单位的GDP贡献率需要的人力比制造业高30%，这种向劳动力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对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有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即便增速放缓也可以更好地消化就业问题，换句话说，中国不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速来实现维稳的目标。

　　另外，当前的转型仅仅是个起步，整个转型期将持续10~15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7%，占比仍然很小，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服务业所占比重一般是55%~60%之间，目前服务业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服务业在很多行业中的布局仍然很小，比如在休闲娱乐、养老、金融、医疗等各个行业的占比仍然有待提高，这些对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而言十分重要。

　　服务业产生的新增就业机会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城镇化相适应，城镇化将促进中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向城市人口转变，而这将极大地增加个人收入和消费支出，当然中国仍然需要在降低收入差距过大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转型是当前经济放缓以及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下行周期的关键。因为稍缓且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改变原有的资源供需市场。

　　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1993年~2013年的十年当中，中国不断增加的石油需求占到了当期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5%，但同期中国的GDP增速年均仅为10.2%，中国的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原有促进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引擎忽然间刹车了。

　　其他的大宗商品市场基本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基础金属、工业原料还是其他大宗产品。

　　中国这种需求上的变化对于全球经济的两大类会产生中岛影响，一类就是注入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以及众多非洲国家在内的资源出口国，还有一类就是那些配置了大量大宗商品敞口的机构投资者。大家都惯于认为中国这个巨量经济体会延续过去三十年的资源消耗量，但这种错误认知应该纠正了，随着中国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的提升，同时经济增速的放缓—这种情况还将继续维持多年，那些大宗商品多头以及资源性经济体都将遭遇重大冲击。

　　当然科技对大宗产品供给方面的影响也是有的，但与中国因素相比完全不值得一提，比如页岩气的水力裂压技术等，但基本上产生的作用有限，就连产油国联盟OPEC相比中国因素产生的冲击都可忽略不计。

     作者系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