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改进入深水区

　　至此，中国金融的浅层次改革渐次完成，继续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步增加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在这20年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事实上，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但改革并非没有经验可以总结。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忽视基层情况；不断增设的机构在权责利分配方面尚需明晰；宏观调控的既有思路框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下层积极性的调动，往往容易造成“一刀切”；而中小微金融服务依然不足……

　　这些都有待未来的改革解决。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相关内容均有明确涉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改革将遵循市场化的方向。其中，准入放宽、价格改革和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是三个重要方面的内涵。

　　市场化取向

　　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我国对于社会经济性质的定位密切相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曾经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市场经济” 等不同的概括。

　　事实上，这体现了决策层对于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入。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这也是统领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改革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并在1993年后进入实质阶段。

　　1993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为金融改革设计了框架。之后，金融改革进入了实质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

　　此后的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而在1993年以前，也有一些关键的改革时点：1984年，中央银行成立，这为宏观调控奠定了组织基础。1985年，外汇体制改革，这为建设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做了准备。1992年，股票市场推出， 这为直接融资开辟了渠道。

　　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此时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按照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财务重组“四部曲”方案，推动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也在逐步推进。

　　至此，中国金融的浅层次改革渐次完成，继续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步增加。

　　协调推进

　　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用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话来说，未来金融改革还有三个重要方面尚待完成，一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二是减少央行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三是允许资本跨境流动。

　　“两率”改革是价格形成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然而，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改革目前均受到较大阻力。

　　利率市场化方面，央行已经制定了三步走的方针：近期目标是建立健全自主定价机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近中期目标是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中期目标是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央行形成通过政策利率来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利率市场化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中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交易商协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他认为，相比存贷款利率，更应看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这些利率早已经市场化了。

　　事实上，目前只剩下少数期限的存款利率尚未放开。但就是这最后一步，让宏观调控部门颇费思量。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第八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表示，存款利率放开以后有可能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存贷利差会小幅缩窄，但短期内未必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资源配置优化和金融风险把控之间做出权衡，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在近期加速。在十八大辅导读本中，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减少常态性的外汇干预。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贸顺差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放松干预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币会继续升值。

　　上周的外汇市场见证了人民币中间价“蹿升”。12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11∶1。这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是央行减少汇率市场干预的重要迹象。

　　一位央行权威人士表示，人民币的升值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央行的外汇储备都很有利。因为升值以后，外汇储备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减少的话，汇率风险就会减少。所以，央行非常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汇率达到均衡水平。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想法仍受到来自其他部委和中小企业的阻力。

　　与此同时，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在加速。在上海自贸区的金改意见中，创设了自由贸易账户，这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改革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也将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进行试验。这种先行先试将为中国整体的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上述央行权威人士表示，如果条件可能，利率市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都是远一点，走得快一点，而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协调推进。

　　审慎监管体制构建

　　在金融业改革迅速推进的同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界对于一些原本认为正确的事情产生了疑问，过去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正引发不同思考。“我们过去是仿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现在它们变了，我们也要思考。”

　　事实上，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在最近已经显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随着混业经营不断深入，分业监管的弊端逐渐暴露：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金融业态更加多元化，金融工具、产品快速增多并日趋复杂、高度关联。

　　这些创新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提出了多种挑战，而目前的监管缺位和监管重叠并存，尺度和标准也并不统一。同时还存在着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事权和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职责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救助等问题的反思，进一步凸显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潘功胜介绍道，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核心之一是如何在整体上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改革归纳起来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由谁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承担主要责任或最终责任；二是与此相适应哪些监管主体需要进行机构调整和职能重组；三是新的监管体制框架下各监管主体的职能分工和协调配合怎样进行。

　　中国的决策层也认识到了监管协调的必要性。2013年8月，中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目前，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

　　潘功胜建议，中国应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使得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财经》记者 由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