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方面，要高度重视国际货币竞争。中国适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力争在数字货币方面取得进展。货币是一种与贸易相关的长期较量
2022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先生发表主旨演讲。现将演讲刊发如下，以此为准。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主题为“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论坛。感谢陈旭书记、江小涓院长、陈德铭部长和易小准副总干事，这都是老同事。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对外开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至冷战式贸易格局。二是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谈几点想法。第一部分：对外开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至冷战式贸易格局
首先，在中国坚定推行并扩大对外开放之时，世界上正出现一种去全球化、加强贸易管控的冷战思维，这是一种倒退，有可能使世界贸易格局滑向“冷战”时期的状态。这种倒退不是我们中方的选择。中国是从全球格局的角度出发，习近平主席做出了非常鲜明的表态，要坚定地支持全球化，要坚定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是中国要更加对外开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习主席还强调，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研究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我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已正式生效，要全面地推进落实RCEP。这都是中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举措，同时，我们主张用真正的多边主义向前推进开放型世界贸易投资格局。但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美国有一些人开始运用关税、禁运等手段实施经济、贸易、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冷战”，还出现了“去全球化”、“新冷战”、“脱钩”、“分岔”，甚至“新巴统”等新提法，并联合盟国，主张搞抱团成伙，共同行使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有些做法还在进一步发展，对全球开放型经济形成了负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也不得不要有回应和反制。虽然我们积极主张开放，但国际环境中还是存在倒退的力量。总体而言，今后的趋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何种态度。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倒退，但是局势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是否有可能出现“新冷战”？“新冷战”下的贸易格局会是什么局面？我们不太愿意用“新冷战”这个词，但是负面因素确实有一些“冷战”的特点。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上一轮“冷战”下的贸易究竟是什么格局？同时，在旧的“冷战”格局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进而有助于研究如何防止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滑向“冷战”模式，以更好地应对这种负能量。第一个特点是存在三大板块。二战以后，以西方国家为主订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成立了经互会（CMEA）。这中间存在个别交叉，1947年发起GATT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发起国之一。CMEA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蒙古、越南也在其中，但中国不在里面。两大阵营都主张国际分工并开展贸易，但机制不同。而阵营之间的互相贸易则很少，更谈不上相互间投资了。这方面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详细内容不赘述。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中一些国家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后慢慢独立的），存在一个是否要选边的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队，于是创设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Movement），贸易方面成立了77国集团，组织了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当时77国集团和UNCTAD主要强调解决南北贸易不平等问题，西方国家出口给他们的机器设备非常昂贵，而他们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被压得非常便宜。为此，他们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南北关系，加强南南合作。这其间，中国曾以观察员身份多次参会。但作为贸易板块来说，当时77国集团内的贸易量并没有形成大气候。现在，如果美国拉着西方结成同盟、共同抱团并对贸易、投资进行管制，有可能又逼着贸易体制向过去的板块状况发展。我们不愿意这样，但是也要先分析好这个可能性，冷静观察趋势会怎么演变。同时，与之前类似，有很多国家明确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但是也面临着不选边的实际困难。第二个特点是当年存在巴统。巴统的正式名称是“巴黎统筹委员会”，有的说是“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Control），但更多的称之为“向共产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不知道哪个最为正式。巴统是西方国家成立的委员会，总得来讲管制三个方面的出口，一是军品，二是尖端科技，三是稀缺资源或战略资源。在巴统的目录单上曾经管制了上万种产品。后来随着全球局面的缓和，西方国家认为，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军事集团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巴统在1994年解散。当前已没有正式的类似于巴统的协调机制，但是美国有一些人正拉拢西方国家，在军事、高新科技领域有所行动，最近还出现了要搞“巴统II”、“新巴统”的声音；还有一些动向是针对稀土金属等稀缺资源的管控。所以说，要防范出现第二代的巴统，这需要通过研究加以应对。第三个特点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涉及地缘政治，在经济上有三个方面值得说一说。一是科技实力比拼；二是财力比拼；三是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资源是倾斜于军备还是国民经济的其它方面，特别是人民生活。这两者之间需要权衡。如果权衡得好，可能会发挥一些互补作用；如果权衡不好，会产生显著负作用，较为经常的情况是军备过多占用资源。第四个特点体现在贸易结算，涉及货币金融方面的选择与竞争。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以实物分配为主、货币为辅，因此金融不受重视，相对较弱。回顾一下当时国际支付领域的状况，从金本位过渡到美元独大，在欧元出现之前，英镑、德国马克也算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后来日元也变强了。而西方间跨国贸易的结算一直是以美元为主。CMEA间贸易结算则基本上还是靠中央计划下的实物平衡，在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实行记账贸易；结算货币使用的是转账卢布或瑞士法郎，而大家在出口作价上往往高估自己的价格，所以并不是真正用卢布和瑞郎进行结算，只是用作记账单位。如果贸易有差额就采取挂账形式，等着之后慢慢消化、弥补。直到苏联解体、CMEA解散以后，中国以瑞士法郎为单位的记账差额还在账上挂了许多年，既不能现金支付，也还平衡不掉。当时CMEA没有强的本币，难以使用本币进行结算，既妨碍了贸易的开展，又导致了支付体系的低效，还使本币信心趋于低下。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存在本币的高估，东欧各货币实际上存在黑市，如在苏黎世市场，东欧国家货币可以在黑市上买到。此外还有易货贸易，也有个别的美元结算的贸易，以及若干跟过去记账贸易差额挂钩补偿贸易。各国之间贸易谈不上便利化和效率。在CMEA货币弱势的情况下，实际上让美元占了很大优势，在全球起到主导型货币的作用。今天来看，货币格局已经改变，未来需要特别重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支付与结算格局，重视对外开放中货币的作用。以上这四个特点与今天要讨论的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都会试图把现行价值链进行分割，试图各自形成不同阵营的价值链，或者团伙的价值链，形成所谓的价值链分岔。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它不同于最早期77国集团和UNCTAD强调南北之间贸易不平等的思路，“四小龙”不纠缠于贸易是否公平，而是着重利用国际贸易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同时推进自身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四小龙”最开始的体制也都是管制型经济，而且有的管制非常严格）。“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对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对“冷战”时期的贸易格局没有做过一致的结论，但总的来看，多数人认为世界贸易的割裂导致低效，影响各国的福祉；市场分割导致的管制更是低效而劳民伤财。那以后，出现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发展的格局。现阶段，世界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全球价值链已全面融合，形成了不易分割的状态。各国通过实现比较优势，发挥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时也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有些人试图分割价值链或者供应链，总体上不受欢迎，但也观点各异。不仅美国内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西方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作为实例，特朗普政府硬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并认为成本由中方承担，这违背经济学常识，使得美国民众受损，也助长了美国国内通胀。这说明，任一经济对策均需依科学精神认真计算、评估其成本，辨清利弊。中方亦不能超脱于这种博弈，需在长远和客观的基础上谋划每一步棋。这个博弈过程还要看下一步怎么演变，也包括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全力支持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主张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推动WTO改革等，这就要求把握正确的方向，反对倒退的力量。这当中，关键的是要重视长期的竞争力。不同的贸易体制，最后体现的不是一时一事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从长远来看的竞争力与效率。除了看贸易本身，更是看它如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结合得更好。在科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科技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与科技体制，不是简单组织几个大项目的问题，这在当前显得更加明显。在军备发展方面，需要有比较强的公共财政实力，而且要结合科技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如果结合得好，有一些科技发展是可以双向服务的；如果结合得不好，则是大量占用公共资源、挤占民生，尽管军事实力提升了，但是在别的方面造成了损失，会使长期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在人才方面，竞争会更加显著。而且，对于科技发展和军备能力建设，人才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货币方面，要高度重视国际货币竞争。中国适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力争在数字货币方面取得进展。在金本位解体之后，美元占了统治地位，但如果美国动辄使用与美元结算相关的科技系统对其它国家实施制裁，短期来看是可以作为一个武器，而长期来看却是损害了美元的地位和信誉，反而给其它货币带来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是一种与贸易相关的长期较量。《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研究之中有很多发现，引起很多重要的讨论。围绕全球价值链问题，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我想简单发表几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一、服务贸易究竟有多大？过去说世界是圆的，九十年代出了一本书，书名是《世界是平的》，意指有了互联网以后，大量服务业变得可贸易了。在统计上需要关注两种数字，一是贸易总额（Gross，含中间品）中服务贸易的占比；另一个是贸易中的服务增加值最终对GDP（不含中间品）或GNP贡献了多少。最早的概念是，货物是可贸易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货物里也有个别东西是不可贸易的，比如发电，电力是货物，但如果电网不通则无法出口，所以是不可贸易的。从统计上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可贸易了，但是占比还不算大。虽然难以从海关统计口径反映出服务贸易的准确数字，但对服务贸易的统计也在不断加强和改进，似不会差得太离谱。虽然有很多服务已变成可贸易，但如果仔细想一想，多数主要的最终服务仍是不可贸易的。货物与服务在贸易中比例尚难以根本改变。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很多国家都已占到一半以上，发达国家有的是70%、80%以上。但即便在美国，服务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也仍较小。是否还有其它显著遗漏？需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中讨论了价值链中的合资/外资企业中的服务，以及以资本利得表现的服务收入，按GDP和GNP的口径，收入法GDP包括了常驻外国人的收入，对外要素收入则应纳入GNP。按理说，如服务贸易收入遗漏的差额大，可通过GDP和GNP之间的差别观测出来，但从各国GDP和GNP的差别来看，看不出来有那么大。这些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遗漏的数字应会在别处出现。中美贸易顺差/逆差数量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从价值链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估计。海关统计货物贸易进出口，尽管很多服务贸易不通过海关，但对服务贸易的统计后来也增强了，所以大致上会有一个统计数额。这个统计到底准不准？即使双边不准，比如中美之间不准，多边综合统计不见得不准。从国民账户体系（SNA）收入法统计的角度看中国，资本项目有管制，尽管管制不见得非常有效，但是资本项目的交易都需要登记，都有核算，去除资本项目后，如果每年的外汇顺差收入非常大，那么说明多边贸易平衡中的总顺差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从SAM（社会核算矩阵）的角度看，如果海关统计对服务贸易有遗漏，数字应会从收入法GDP核算中显露出来，同时可以找出中间存在的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应能够与价值链分析进行互补印证。三、税改能否反映价值链上的增值分布？2021年G20搞了税改，包含若干内容，其中之一是基于OECD关于税收应在价值产生地加以征收。与此相关的还有最低企业所得税率（15%），意在遏制税率的逐底竞争。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避税地是否在价值链以外占了很大的便宜？全球金融危机以来，G20最先关注的是避税天堂（2009年），随后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按收入法GDP核算，避税天堂真正获取的收入主要是当地的律师、会计师、注册费等，资本收益即使到手也立即投资到其它地方，成为资本流动的一个转运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西方国家少征收了一些税，但是很难说明避税天堂占了多大便宜，而且这些“避税天堂”本身在全球GDP中占比并不大，有人认为似乎不值得大动干戈。这种分析很有意思，表明某些资本没有国别属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当然这其中，可能有些资本收入转换成了个人收入，并可能存入了瑞士私人银行，所以G20在后续措施中提出自动情报交换（AIE规则），主要针对这些个人存款，从逃税的角度进行处置。中国也参与其中并做了承诺。总体上看，需要估算这些税收漏洞总量大致有多少。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加以研究，很多事项还需要反复推敲，需要从数量上加以平衡估算。《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里讨论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以及新一轮税收改革。G20和OECD提出新一轮全球税收改革，美国等各方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细想一下，这次税收改革重点似乎不在于数字税，重点还在于15%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结束全球的税收逐底竞争，但是可能更大的目的是，发达国家自金融危机和疫情以来，财政赤字过大、债务过高，急于提升自己的财政收入。至于按价值链在价值产生地纳税，还是很粗糙的构想，不能过于乐观，执行上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具体问题还没解决好。四、应给与跨国公司更多的正面肯定。税收问题引出另一个观点，也就是《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跨国公司。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讲，跨国公司可以看做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跨国公司发展使得全球生产格局、价值链、对外开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它也有缺陷，也钻漏洞。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到现在，很多舆论都在打压跨国公司，甚至美国试图把跨国公司召回美国生产，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动向。在全球税收改革问题上和在进行全球价值链分析研究时，要注意不应该过度打压跨国公司，低估它们的正面作用和它们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有许多公司正在变成跨国公司，而且中国还将出现一些小型跨国公司、专业化很强的跨国公司，也反映我们自己支持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态度。五、跨国数字平台对全球价值链计量的挑战。真正对价值链计量挑战更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跨国数字平台的服务贸易。数字经济领域涉及很多服务贸易，是互联网上提供的各种服务，无论是从海关统计、服务贸易统计，还是从外汇统计，都很难核算清楚。因为有大量的服务不收费。不收费如何赚钱？一是广告，所以广告如何按价值产生地计量、如何收税等，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二是准备上市的平台公司的市值往往炒得很高，然后就有变现获利的机会，这种收入表面上似与贸易和价值链无关。这改变了过去基于成本核算的贸易和服务贸易体系，同时中间含有大量的直接补贴、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有些是WTO明确反对的。但现在对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处理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办法也不多。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对价值链计量的冲击。上面是我借这个机会，就对外开放和全球价值链问题的几点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注：此文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同志2022年1月10日在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上所作的主旨演讲，并经作者阅定，以此为准。) 来源 ：财经五月花、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2022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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