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紧迫感，随着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的加剧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席卷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之后，制造业国家都在反思如何通过自己金融体系的强盛来完成自己管理好自己辛苦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重任。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那么，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盈利空间也会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由此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的国家那样，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得以成功的实施。另一方面，要让我们社会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跳出收入水平低下这个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疲软的困境，也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像成熟市场那样财富创造的巨大能量。再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的企业制造能力日益强大，民富所产生的需求动力不断旺盛，围绕中国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和财富创造机会就会明显增多，那时，我们能否靠中国实体经济的强盛来推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就更加取决于中国金融实力的发展水平。纵观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无论是13世纪到17世纪之际，昌盛一时的弗洛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安德惠普，还是从18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21世纪的现在，曾为现代金融主流业务做出巨大贡献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随着国家实体经济的兴旺和日益强盛，所在国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历史阶段，于是，自然就确立了金融中心所在国家的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确实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我们也一而再观察到制造大国在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让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而且还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坐热，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倒在地，很长时间，那里的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2. 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条件。3. 增长方式不匹配。

　　从美、日两种不同的推动技术创新金融模式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也能看到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较快的现象。

　　首先，在美国，能够靠未来品牌、标准、定价权的确立而获得高额收益的技术创新，往往前期价值的体现主要在无形资产上，不要说传统业务的金融机构因为高风险无法介入，即使那些盈利性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也很难从源头上就去帮助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精英才俊去完成它们“创意和创业阶段”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而是依靠两种力量在扶持美国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融资环境：

　　一是来自于不计较风险的美国慈善基金、天使基金等的赞助。他们靠自己过去成功创业和帮助企业家成功创业的生涯经历，挑选出了很多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和发展潜力巨大的投资项目。一旦它们的助人为乐的口碑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能人主动找上门来，也给他们提供了降低风险、提高成功概率的机会。之所以美国能够出现这批敢于冒险的投资团队，这和美国的制度设计和金融市场深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大量财富世袭给自己的后代，造成未来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机会不平等”问题，那么，美国经济的欣荣就会昙花一现。为此，美国政府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遗产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财富世袭的不良行为。当然在“拦堵”可能出现的不良资金配置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设立可观的税收优惠机制来“疏导”它们进入到扶持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创新的活动中。这也是美国经济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二是来自于美国政府资金的扶持。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依靠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国家的研究部门进行新兴产业技术的研发和培育。而参与项目研发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又能直接参与到创业和商业运作的活动中。在加上专利的申请没有任何的限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措施都十分到位。所以，在这样的“产、学、研”结合的环境下，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强的动力把自己平日的研究成果转向商业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使得他们一开始投入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要把东西做得最好的愿望。没有出现那种我们所担心的“拿国家的钱不做实事、没有突出成果”的问题。

　　除了在前段有很好的资金扶持机制之外，美国金融发展的软实力，比如，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堪称世界第一，所以，技术转化的市场条件和成功退出的概率要比一般国家强得多。因为后续有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的介入，而且，它们又可以仰仗更为强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成熟的二级市场的力量，这样就使得源头上投资的慈善基金和政府资金的平均回报率大大提高。甚至有些时候， 从投资效益上看，不计较得失的慈善基金的业绩反而会超过追求商业利润的风险投资基金。当然，后来由于华尔街“高薪吸才”的商业模式吸引了不少美国最为年轻有为的精英才俊，而技术创新的科技领域反而缺乏增长的动力，结果，华尔街利用这些年来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客观条件，上演了一场制造泡沫、贪婪掠财的道德风险的闹剧。现在，美国政府在为这场监管不到位的金融大海啸付出昂贵代价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国一致的强化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呼声下，对华尔街过去那种不透明定价和激励机制滥用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着一系列的整顿。总之，流动性过于集中在金融领域而没有及时有效地配置到技术创新部门，就会很容易产生金融泡沫，从而将威胁到经济发展所需确保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在日本，扶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也是两个方面：一是靠个人自己和家庭的资金支持。所以，即使到今天，很多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世界级品牌的大企业也不愿意把自己投入资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拿到市场中转让。从这一点上讲，它们研究成果的社会利用率要比美国少得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自主创新意义上衡量的美国竞争力，就要高于相对技术保守的日本。二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身上，或者由大型企业担保的中小企业身上，所以，不太出现像中国这样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商业生态和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垂直产业链。只要大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订单并有较好的交易条件，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以外包的业务方式接受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他们是“同甘共苦”的企业家族。如果日元大幅升值，或美国市场需求清淡，那么，不仅美国大企业商业利润下滑，就连相关行业的日本中小企业也一起被牵连进去。当然，这回日本东北部地震使得日本很多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于是，日本大企业的业绩也将因为供应链的断裂而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就愿意去做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创新活动呢？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把自己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研发成果不愿意在市场上转让，而愿意将它或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地告诉自己相关的中小企业呢？如果一旦出现上述讲到的恶劣状况发生，这种研发成果的社会投入效率是不是会因为暂时的生产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得不趋于零呢？

　　事实上，日本的大企业随着规模的成长已经不可能满足国内的市场，它们必须要掌握战胜市场竞争对手的觅食本领。如果不持续的创新和盈利，就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市场的竞争力或无法承担必要的运营支出而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日本业务关联的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和大企业稳定的业务关系，也要不断地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提升自己不可撼动的技术力量来为自己的大企业保持稳定的核心部件供给。这样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也使得日本大企业慷慨的将业务内容传授给下面各个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把行业中的任何企业都看成是自己竞争的对手。“企业秘密”是日本商业文化代表的一个最为典型的词汇。

　　可是，在那段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不断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分担风险，借助制造业鲜明的比较优势弥补相对弱势并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所牺牲的靠价格波动获利的财富效应。不过8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在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后来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后果；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直到今天，日本金融机构还是没有找到摆脱泡沫经济崩溃所留下的大量亏损资产的有效方法。总之，当年日本金融危机的教训就在于“软实力”还没有出众的情况下，就开始过快的推进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变的“结构调整”，从而导致泡沫经济迅速地形成和破灭。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做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尤其是，在2001年全球IT泡沫崩溃后，日本政府更是将货币政策调整到零利率水平上，从而促使日元贬值的实际效果，以支撑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性价比”综合竞争力。和日本政府相似的是，英国政府也十分注意增长方式的协调性问题，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精英人才的吸纳，确保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根本不考虑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来提升制造业繁荣的战略。欧洲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不同，着重精力发展制造业，所以，这次欧洲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华尔街一起参与了很多类似的金融创新的活动，结果都跟美国一样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心，而因为又不具备美国这样持有世界主导的货币又具有高度的货币独立性，命运比华尔街金融机构更惨。而德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本国的严厉监管而没有条件参与金融创新滥用的游戏，结果没有造成对实体经济太大的冲击，相反，因为欧元区很多国家在危机中受困，比如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等，就影响了欧元的坚挺，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出口，这两年来一直能够在有竞争力的汇率帮助下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日、英、德等经济大国近年来走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们重视增长方式匹配的共同思路值得我们好好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