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问：中小企业融资存在哪些主要瓶颈？

　　答：我想首先是中小企业“先天不足”，它是一艘小船，可能承受风浪的冲击的能力相对要弱些。大企业即使亏损，它有雄厚的抵押实力，所以对于开展传统型商业贷款的银行来说，风险控制的方式和效果就比较明显。

　　其次，中小企业“自我保护”的意识又影响他们贷款的能力。“害怕”讲真话会让银行感觉风险太高，有时中小企业的业务性质确实处在风口浪尖上，是大企业不太愿意碰的领域，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小企业每一项高收益的业务最终都会产生巨大的亏损，如果选择到优良的成长性中小企业，那么反而会让银行分享到企业从小变大过程中所带来的可观的利润。所以，中小企业为了适合银行的风险标准，不得不去讲假话(做两个里外不同的财务报表，一个给自己的老总看，一个给外部的银行看)，而银行又不愿意花精力花成本去调查中小企业，因为今后的利润无法像大企业那么可观，不足以覆盖银行前期的调查成本，于是，当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最后因为一两个“实情掌握不够”的项目遭遇失败的事实，而让银行更加失去了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兴趣。

　　第三，中国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环境还很缺乏。其中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面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空间问题。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允许他们以高出银行商业贷款利率的几个百分点来进行借贷，但是据了解，这些贷款公司被定性为一般的“工商企业”，所以要承担较高的税负，而且，从银行部门中的再融资利率也不能够享受银行间市场的拆借利率，只能够和工商企业一样的高额贷款利率来融资，于是，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利润平均而言，只有7%左右，无法抗衡目前危机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带来的较高的信用风险。目前，有不少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开始出现了撤资的现象。国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希望小额贷款公司引进金融机构的大股东来降低金融风险以满足稳健性金融机构低成本的融资条件，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经理们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干死干活的收益，可能大部分都得交给大股东，所以积极性不足。于是，本看似来非常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形式(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与不拿存款而使抗风险能力增强的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供给”相匹配)，结果因为没有平衡好公司经理的积极性和政府所要求的公司经营稳健性之间利害关系，而无法推进。

　　另一个例子同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创业板问题。由于政府注意到很多国家失败的教训和我国主板市场发展的问题，因此，在目前先行先试的初级阶段，政府会加大筛选的力度，这样一来，由于上市公司的数目受到限制，市场流动性不足问题会非常显著，这就很容易造成市场价格高起高落，再加上目前没有重视机构投资者和创业家在这一市场的主导作用，因此，也就很有可能像其他国家发生过的状况一样，被一般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扼杀了中小企业所需要的良好融资环境和私募基金以及风险投资部门所需要的正常退市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在担心中国式的创业板能走多远？)。于是，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培育在中国现有的扭曲的金融体系的环境中就无法实现。

问：在当下经济企稳回升阶段，中小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信用条件应该如何提高自己创造利润的能力？

　　首先，在危机过后，中小企业还是要利用自己国际竞争力强的能力，复苏自己的出口业务，通过自身所创造的利润回流，尽早摆脱现有中国融资体系缺陷所带来的融资难困境。因为此刻我们注意到欧美市场改变了自己消费的模式，从肆意投掷追求时尚、追求享受到今天刻意探索价廉物美的商品和节约过日的生活智慧的变化，正好为中资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危机过后，中小企业要利用政府提供的救市“环境”(比如，创业的优惠政策、创业板融资环境的建立、村镇银行的发展等)，跟着“政策”走，发挥自己应变能力强于国企和央企的特点，在自己出口业务复苏所赢得的这段时间里，加快和及时调整自己的业务结构和方向，以适应“后危机时代”新一轮增长方式的需要。总之，要放眼未来(比如，争取在低碳产业方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能满足过去(靠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作为企业低成本的竞争战略)。

　　第三，在危机过后，中小企业的发展理念和公司文化要主动调整，目前可以利用政府资助的“学习进修”机会，调整自己以前“靠小聪明”、用不规范经营的方式获取低成本所带来的暴利这种落伍的思维模式，以应付未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大，随着欧美市场日益频繁和扩大的贸易摩擦，而带来的残酷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利用目前社会上能够提供大量低成本的优秀年轻人才的有利条件，将年轻有为的外部经营者放在企业内重要的岗位，让企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内部氛围，而努力打破和改善单纯家族式企业的经营模式。

问：社会还需要为中小企业创造哪些外部环境？(如税收，信用，服务等)

　　答：首先，政府继续探索培育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方式和控制风险的智慧，争取利用中国储蓄高、“富人”多的特征，以税收优惠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作为后盾，引导“没有急功近利”冲动的长期资金(比如，民营的慈善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流向中小企业的融资市场，这样有利于中小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否则，残酷的成本压力只能逼得它们重操旧业，奔忙于和政府周旋的无为的“非经营”社会活动和满足于过去那种“乱闯红灯”的经营方式中。

　　这里，我想说的是，美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采用的是政府扶持的市场模式，比如，在企业发展的钟子期，政府投入大量的前期研发成本，而在创业板市场上，政府又大量培育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去挑选优质的中小企业，并让私募基金、慈善基金、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加入到投资的队伍中，从而能使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给美国未来产业带来专利、品牌和标准的、技术含量高的中小企业身上。

　　与此相比，我国的创业板现在正在创建当中，中小企业在进入创业板的时候应该宽口径，国家可以根据专家的报告指定产业发展方向，让更多从事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创业板，哪怕有些企业没有太大的资信条件，哪怕它有的只是隐形的资产，只是一张设计图纸，也可以让他进入市场融资平台。至于投资者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他们，要像美国一样通过市场选择，通过大量的专业化的团队，让他们在大批的企业当中挑选精英。但是对投资团队要严口径，要严格审查投资者的资质，不要让投资团队中夹杂大量的散户进入创业板。日本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它们自己的“纳斯达克”在2005年关闭了，当初成立是为了给中小企业融资，但后来这个市场中充斥的都是投机资金，大量散户冲进这个市场，把股价炒得很高，让很多没有增长潜力的企业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融资圈钱，最后一些好企业反而因为融资成本高而被“赶”出了这个市场，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创业板需要有慧眼来“识金”的投资团队进来，而让大量追涨杀跌的散户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会导致新生的创业板走向歧途。所以，中国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定要在投融资的“准入门槛”平台设计上有所突破，让真正的金子在独具慧眼的淘金者面前闪闪发光..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重新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范围，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打破现有少数大企业的行业垄断局面，应该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进入原有的这些行业，尽量通过充分竞争来将低成本高质量的要素市场服务恩惠还原给社会大众。由于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无法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所以相关的创业信息和人才队伍较为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提高必要的信息披露服务和人才中介服务。

　　第三，要建立尊重民营经济的企业文化和政治意识。因为长期以来在国有企业的阵营中，不乏有一些国企和央企的领导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占大多数)看成“江湖经济”，认为它们缺乏修养，缺乏知识，一生铜臭味，没有“交往”的余地。决策层面也有把他们当做“外人”的意识，总认为产业政策和国家振兴计划让民营经济先来搞靠不住，所以，每当大的调整来临的时候，往往冲锋陷阵的机会轮不到民营经济，于是造成很多中小企业只能瞎碰瞎撞，无序竞争，如果歪打正着，国营企业就能搭上它们开来的“便车”；如果它们遇到麻烦，面临即将中途而废的困境时，社会也没有伸手给予足够的援助，结果，毕竟因为中小企业势单力薄而最终败下阵来。但我们不能简单就以这样的“材料”来断定中小企业不会经营的性质。

　　总之，我们的决策部门和国企、央企要给中小企业多一点“信任”和“友情”，这样才能发自内心地“还给”中小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为争取这样平等相待的“态度”，提升企业文化，否则，依靠“恶性竞争，急功近利”的做法，反而会加深“互不信任”的程度，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缺乏创造后危机时代“中国奇迹”的“活力”和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耐力”。

　　注：本文是根据笔者接受《上海金融报》采访的内容，经整理和修改而成，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