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到现在我比较关注中美贸易摩擦，我做了五点预测：

非常幸运，这五个预测，后四个都已经验证了，第一个预测目前也比较接近实现。

我为什么这么看？

第一个问题，特朗普当局讲了很多中美贸易摩擦，但他的所有观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第一句话是，他认为在中美经贸中，中国是得益，美国受损。有两个理由。他说中美的贸易摩擦失衡一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去年是3000亿美元左右；第二点，他说因为中国的出口导致美国丢了300万个工作岗位，损失很大。

他说的第二句话，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失衡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出口比较低的价格，他认为之所以比较低的价格，是因为中国出口有大量的出口补贴；第二点，美国之所以不能大量出口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的进口关税比较高，这是他的两个认识。

怎么解决呢？第三句话，他认为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中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应该说美国的学术界或者国际贸易学术界对他这三个观点认为不合理。

但是第四句话，可能不仅是特朗普当局，也是美国的精英界所广为持有的观点。他的意思是说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中国目前排在中低端，美国是中高端，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中国会爬到高端来，那美国做什么生意、怎么样挣钱？这是他们的担心，这点担心不仅仅是当局者才有的。

客观来说其实这四个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句话，其实中美是有双边贸易失衡。但是美国贸易的逆差不见得是坏事情，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见得是好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说到底就从中国借钱，我们出口的产品拿到了美元。但是放眼全球除了中国以外，最好的投资机会依然是在美国，所以还是要到美国去投资。换言之，美国是从中国融资，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我们知道用银行的钱来融资最好。这是一样的事。所以其实我们在帮助美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过多的贸易顺差也不见得是好事情，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去年贸易顺差3000亿美元，央行要求结汇1500亿，假设汇率是6，这样的话人民币就增加了9000亿，如果货币乘数是5的话，意味着有4.5万亿人民币流入了市场。去年的GDP90万亿，货币乘数是2.03，换言之是180万亿，4.5除以180，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对冲，那么通货膨胀会增加3%。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二点，中美的贸易差额哪怕两国实行“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也一定会有贸易顺差。这是由两国的比较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劳工成本750美元，美国是4200美元，我们是他的两成左右，但是我们的生产率是他的45%。如果美国生产一个双鞋一个小时，我们中国两个小时，但我们的成本是他的两成。这个意思是说中国在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品也是类似的。所以哪怕“三零”，贸易逆差依然存在。比如说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可能今年夏天告一段落，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年底我们依然会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第三点，怎么解决经贸争端呢？我们希望回到奥巴马的轨道中去，通过扩大经贸合作、进行经贸谈判来实现。区别在什么地方？特朗普的意思是要对你的产品征收关税，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遭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公平的关税都会进行反制，这样的话经贸蛋糕就越做越小。我们希望回到奥巴马的轨道上，一方面美国不要限制中国的出口，但是另外一方面扩大我们从美国的进口，这样最后的结局也是经贸顺差，但是经贸蛋糕就越做越大，尽管能分到的份额是一样的，但是让蛋糕做大，赢得的好处也会多。

第四点，我们中国没必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有三个理由：第一，我们想停留在价值链中低端也不可能。我们的劳工成本在不断成长；第二，没必要处在价值链中低端，因为中国的产品质量尽管不如日本和德国，但是相对于我们入世之前的产品质量提升了36%左右，是明显的提升；第三点，美国也是长期不断进步的过程。所以从这个三角度来讲，应该中国没必要停留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贸易争端可能到了今天不仅是在贸易摩擦，可能更多的是在结构性的改革。

下一步中国应对经贸摩擦更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然后进行高质量的发展。

高水平的开放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应该争取WTO中市场经济国的地位。因为根据现在欧盟、日本，还有美国他们的说法，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出口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争取市场经济国的地位。在理念中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外资的准入，准入前采取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同时，在外资方面更加高水平的开放；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中性竞争原则，尽管不见得一定用中性竞争的原则，但是这三者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是应该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峰会紧密相关的，中国扩大开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向东我们有区域全面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向西、向南有“一带一路”。刚好今天是“一带一路”峰会的召开。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带一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路。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两个拳头同时打人，做事情还是有优先的，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投资以及文化联系更为紧密，关系更为融洽，历史更为悠久。所以我觉得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是跟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紧密相关，因为我国的劳工成本不断上涨。当劳工成本不断上涨的时候，我们相对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甚至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我们的劳工成本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作为一个长期趋势，肯定要转移出去，刚好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来承接作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是非常合适的策略。

当然并不是说陆上丝绸之路无所作为，我们也注意到对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劳工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跟劳工相匹配的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资本密集型产品我们建议并不是转移到海外去，而是应该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如果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话，刚好可以通过之后的陆上丝绸之路，比如说中欧专列，实现跟中亚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进一步融合。总之“一带一路”以及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是我国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手。经过贸易的全球化，我们就可以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