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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消息，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SFI理事长姜建清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历程”分享会上表示，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经过40余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成就瞩目。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了270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本质量都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

“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姜建清在分享会上强调指出，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

以下为姜建清现场实录节选：

在走过40余年金融改革开放道路、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迈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从理论到实践方面，总结和研究四十年来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面，我讲四个方面内容：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三次重要转折，其中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24亿元，排名世界第10位，占世界份额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进出口总额355亿美元，占比不到全球的1%，外汇储备余额1.67亿美元；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贫困发生率为97.5%。发展经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伴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增加至1990年的3083.6亿元，12年增加了1.7倍；除个别年份财政收支略有结余外，大部分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80年为68.9亿元，1990年上升至146.9亿元。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从1979年起，政府恢复了中断长达20年之久的外债举借。1981年，开始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举借内债，此后又相继发行了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别国债和保值公债。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 （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1993年已达59.63%的国际罕见水平。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1981年起，国家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成百倍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对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是一对矛盾。在改革的前十多年（1978-1990年）中，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于是，经济过热和通涨压力开始显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两次经济“过热”，1993-1995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4-25%。面对经济金融过热混乱的形势，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续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在微观金融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开始凸显，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融资主渠道后，不良贷款也伴随出现。从1984年到1990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大多年份不良率在10%以上，到80年代末期达到15%，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2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金融风险。1997年底的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从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各界对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沉疴已久的国有银行其症结究竟何在，以及能不能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实施股份制改造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广泛质疑。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

在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确定股份制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后，党中央高瞻远瞩，于2002年年初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入世过渡期5年的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和不良资产高企、竞争力低下问题。“内忧（不良贷款）外患（加入WTO后外资竞争）”下，推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于2003年12月30日召开常务会议，确定选择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试点，并于次日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在中、建两行股改试点和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国务院于2005年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于2008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推出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

二、中国的金融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来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体会。

40年来，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这是一个内在连贯的逻辑过程。总结40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宝贵经验和成果，主要有几点经验体会：

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发展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有效方法。与一些储蓄率较低的国家依赖外债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我国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将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动员内部资金支持工业化进程。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保障。40年来，人民币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4.1万亿元，增长了1420倍。信贷增长也是巨大的。1978年，人民币各项贷款1890亿元，至2017年达到120.1万亿元，增长了634倍。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2%，高出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1.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1%提高到2017年的7.9%。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14万亿美元，增长了1.88万倍。同期，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增长了227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26万亿，增长了151倍。某种意义上，没有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正是依靠发展，中国金融走出了困境，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正是依靠发展壮大了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依靠发展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和多样性的金融功能，支持社会经济不断前进。

2、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更是激发金融活力的引擎。40年来改革创新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全过程。回顾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国有银行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真正难的是制度创新。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进行注资，并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公开发行上市，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起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的风险内控、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大型银行不仅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实现脱胎换骨的嬗变。为了少花钱来推动改革，工商银行后来创新推出了共管基金账户。改革的成果，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果断决策和全力推动，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创新保证。

3、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整个过程，也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机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取代旧有的政府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建立风险自担的内控机制以真正解决风险软约束问题；确立市场导向、利润为主的经营目标，杜绝行政干预下的财政化经营行为。正是由于国有银行股改始终围绕重建市场化经营机制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风险管理与内控机制建设。实现了在国家控股基础上的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加强党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了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行稳健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稳健持续发展和包括股东利益的相关者长远利益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

4、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战略到实施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和精细推进。中央的决策和改革方案确定之后，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实现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股改的每一环节、每一步骤，包括财务重组、引进战投、建立股份公司、公开上市，对于国有银行来讲都是陌生的和全新的任务，都必须以极大勇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去探索、去实践。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汇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在广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不良资产剥离和责任追究、机构人员的精简与收缩、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引资、定价等艰难任务，成功实施了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公司治理架构和公开上市的股改三部曲。在股改操作时机、上市地点和上市方式选择等方面也是深思熟虑和综合权衡。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创造了持续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水平，一举由“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变为国际一流银行的奇迹。

5、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习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也遭遇过多起较大的金融风险（案例：工商银行2000年左右开展资产质量攻坚战，实施“疏导、堵漏、清淤、综合治理”的方案）。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忽略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

三、检验改革成效需要时间，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里程，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

中国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大量处理了僵尸企业。更令人自豪的是，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拨备覆盖率从不到20%提升至171.5%，资产质量状况极大改观，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

2005年至2017年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从1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增长超7倍；同期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仅增长5.1倍，资本充足率从11.2%提升至14.6%。资本约束让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一条高效集约、收益风险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也在国际银行发展史中书写下一段“东方奇迹”，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实现了多元化。

2005-2017年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提升至18%。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设立了超1200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近20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通畅的金融桥梁。实现了从位居中游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股改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竞争力大幅提升，五行一级资本总量从2005年的117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9853亿美元，工农中建四行资本、盈利规模跃居世界前10强，工商银行更是连续多年独占鳌头。目前工建中农业四行跃居“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前十位。

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当前，大型商业银行正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还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处理好市场化薪酬机制与党管干部原则之间的关系，完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正能量。要高度关注多元经营下的银行公司治理，在做好“机构监管”、“准入监管”的同时，突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协同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要深化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逐步改变高杠杆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改变重视信贷增量、忽视存量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实现中国金融高质量的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

总之，这场改革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国有银行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和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国有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则是国有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