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钱帮的维权者群里，有一位将一生积蓄百万元投进去的大爷；有一位“罹患肿瘤却不敢死去”的中年男人；有一位带着自闭症女儿的单亲妈妈，本来投在爱钱邦的钱年底到期了准备给孩子交明年的康复费和陪读费；还有一名大学老师，她是一位准新娘，被套进去的是父母给她攒的嫁妆……

在清盘来临之前，这些钱所投向的是年化利率普通在10%左右的理财产品。目前爱钱帮平台上展示的“i计划”产品的3月期、6月期年化利率分别是10.18％、11.38％。

但爱钱帮披露的运营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已有976笔债务逾期，逾期金额达102万元。

从7月3日，百度前副总裁陆复斌高调宣布3亿元入股爱钱帮并担任董事长；到7月20日晚间，爱钱帮发布陆复斌退出投资、平台宣布“良性”清盘的公告；再到8月1日，陆复斌留下一份《关于爱钱帮良性兑付执行公告》并失联，不过一个月，却不停地发生剧情反转。

如今，“迎B+融资3亿，陆老板再送豪礼”的广告图还挂在爱钱帮网站最明显的位置，却让投资人们觉得无比讽刺。一位吉林的老教师在7月11日买了100多万元的产品，就因为爱钱帮打电话说陆复斌入股了。

爱钱帮的员工们，也被无情地“抛弃”。他们在7月28日收到了公司开具的离职证明，以及工资欠条。工资欠条上称，因公司被经侦立案调查，涉嫌违法而遭账户冻结，无法支付员工工资，如公司恢复运营，将在恢复运营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该笔工资。爱钱帮的不少员工也在平台上进行了投资，投资款项要回无望，目前连工资也被拖欠了。

在7月20日的公告中，爱钱帮声称崩盘原因是：因近期网贷行业生存环境恶化，投资者信心不足，资金流出剧增，部分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丧失以及还款能力不足，给爱钱帮的经营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流动性几近枯竭，公司尽力尝试用更多办法解决但收效甚微。

北京爱钱帮财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8日，2014年8月正式上线运营。爱钱帮底层资产以车贷、房贷和消费金融为主。

爱钱帮70％的股权曾在2017年7月以5亿元作价卖给上市公司凯瑞德（002072.SZ）董事长张培峰，随后创始团队退出公司经营；张培峰在今年7月份又将42％的股权以3亿元卖给陆复斌。在爱钱帮宣布清盘的前一日（7月19日），张培峰因涉嫌操作证券市场被监视居住。陆复斌在7月26日加入两个维权者的沟通群，并向投资人发布了一份文字版的说明，表示将作为总协调人角色，与资产方协调清退、还款。

爱钱帮官网上披露的6月运营报表显示，截至2018年6月20日，借贷金额为16.48亿元，出借人数20809人。

这家此前排名前50的平台，只是暴雷潮中的一员。据零壹财经的统计，仅7月份，歇业/清盘、立案等类型的问题平台数量至少有123家，涉及待还本金至少在500亿元以上。逾期、暂停发标的平台仍有33家。

潮起潮落，究竟是水漫金山，还是大浪淘沙？业内许多人说未来可能只有1％的平台能够存活下来，但没人承认自己是那99％里的。

奥地利物理学者薛定谔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理应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

P2P就像是薛定谔关在盒子里的猫，在多种预期不确定下，不到最终时刻打开盒子，谁都难判行业的未来格局。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投资者、行业，甚至经济环境，都可能是带来不确定性的“镭”。

业界通常将2007年拍拍贷的成立，作为中国P2P网贷行业发展的起点。P2P行业诞生于中国传统金融抑制的环境中，为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客群提供金融服务；也诞生在移动互联时代，曾以科技颠覆银行之势冲击金融业态，以民营力量为金融创新提供活力；在中国私人财富增长的时代洪流中，也丰富了大众理财的选择。

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7月20日，P2P网贷累计满足了2500万左右借款人需求，累计借款金额在7.2万亿元左右（不包含线下理财平台）。扣除净值标、可确认的假标和自融标，累计借款金额依然在5万亿－6万亿元之间。P2P网贷累计为4000多万投资人次赚取投资收益4000多亿元。

但在监管空白地带蹚出一条路的互联网金融，在野蛮生长期内留下了种种隐患，更是不乏搭快车捞热钱的投机客，甚至是诈骗者。2015年e租宝的覆灭充分暴露了无监管之下的庞氏骗局，有关监管部门终于明确了监管态度。2016年出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信息中介”的定位和“13条业务禁令”为火、以“备案制”、“银行存管”为刃，驱逐市场“劣币”平台和业务。

但是，三年整改过去，从结果上看，似乎并未达到最初定下的监管计划和目标。无论监管者还是行业人士都承认，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个市场没几家整改到位。

2015年7月前后，以及2016年6月前后，都曾经出现过网贷平台的清退潮，分别是在互联网金融整治办法、网贷整治办法出台之前。相较前两轮明显的监管不确定性，本轮暴雷潮面临的大环境更加复杂，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更深。

“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背景下，市场流动性整体收紧，债务性投资品都面临或多或少的压力，除P2P外，债券市场、私募市场也频发违约事件。同时，资管新规以后，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还是P2P投资产品，都在强调打破刚性兑付，投资者承担投资理财的实质性风险成为大趋势。”宜信唐宁指出。

不少人士指出，房地产等收益高的行业风险上升，导致P2P本身无法良性循环。“在一些地方，不少P2P平台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客，”一位江浙地方的业内人表示，“房地产市场的溢出效应蔓延至平台。”

此外，居民消费杠杆大幅度提高使借款人还款能力下降，以及在监管不明朗之际，一些借款人恶意逃废债，也是资产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互金协会秘书长郭大刚看来，某种意义上，P2P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174.6万亿元，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仅2.8万亿元，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很小。但其涉众属性，以及经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带来的社会风险比较大。”

“行业内多数的平台公司在2013年以后成立，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穿越周期会对平台进行优胜劣汰，留下商业模式成熟的平台。”此前，一位头部P2P平台高管亦曾对记者表示。

与行业共同成长的是投资人。一位从业多年的人士表示，中国的P2P投资者，或许也将在这轮风险出清中完成投资者教育，正如中国股民在“股灾”中完成教育。

“风险出清、投资者教育，原理上大家都懂，但是社会的代价可能太大。”一位地方金融办负责网贷工作的人士表示。

“不少暴雷的平台，可能都涉嫌假标和自融等问题。”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不少资本做P2P的目的都是为了“自融”，即给自己或关联公司提供融资工具。

自融的风险不言而喻，但只要平台的资金流没有断裂，投资人很难发现。在信息披露不足、存在大量资金池业务的时候，自融的套路相对简单。但在信息披露、资金存管等约束下，则往往通过多个代持人或者壳公司来进行投资。

发行假标自融，是欺诈行为。但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去年，在监管和运营成本一路上升、网贷备案大限到来之前，一些平台创始人退出，但另一些资本家或上市公司却先后进入。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资本家是要在行业退潮之前再赚一把，而收购价往往是待收资产的3折。

“去年9月，徐总（即网贷之家董事长、投之家董事徐红伟）决定要把投之家卖掉，找了个朋友做中介。这个中介推荐了几个买家，后来和其中一个达成了协议，要求我们团队做到一定的待收业绩，才付股权款——即股东拿到的股权款和待收余额相关联。待收做上去以后，有部分新股东推荐的借款企业就逾期了，而且情况比较严重。新股东要求我们运营团队必须让他们推荐的借款客户在平台上发标。”这是投之家联合创始人黄诗樵7月13日在某个投资人群里的解释。

一位对投之家颇多了解的业内人士表示，“新股东推荐的借款客户”，很可能就是其进行自融的“壳”。

与之相似的是爱钱帮。爱钱帮在2017年7月，宣布进行了B轮融资，凯瑞德董事长张培峰收购了爱钱帮70％的股权。今年7月初，又将42%卖给陆复斌。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张培峰入股前后，爱钱帮开始频繁被质疑发行“假标”：不少车贷资产重复出现；一些企业贷的注册信息过于一致。

爱钱帮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张培峰入主后，爱钱帮资产端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进的资产合作机构元源普慧公司占比较大。元源普慧与张培峰也有着不浅的股权合作关系。

但元源普慧CEO曹志伟却向记者否认了假标一说。其本人也在和维权者们保持沟通。

“我们感觉到公司出现问题，应该是在6月。”前述员工告诉记者，6月很多资产出现了还款问题，同时发现不少借款人信息不全。“标的肯定出了问题。”

网贷暴雷潮中，不少人担心其是否会向传统金融传导。传导契机之一，就是存管银行的责任。但银行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表示，存管银行并不为P2P提供银行信用背书，这在《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中明确的免责条款。

一家银行相关业务人士表示，对假标和自融等业务的识别和监管，不是银行的义务，是监管的义务。有人质疑“只存不管”，但事实上对于投资者，绝对有存管要比没有存管好。一些暴雷平台，在经侦立案、冻结账户后，还有借款人在还款，还款资金到存管银行，只待经侦结案后，按照债权比例划转即可。

在该银行人士看来，识别假标和自融也有难度。现在假标自融往往都是通过壳公司来进行，没有直接股权上的关联。然后在资金划拨上往往也隐藏很好，可能会通过几手划拨，平台或壳公司账户因而不会产生很大起伏。

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表示，假标并不难查到。某平台借款人数是正常平台的借款人数的6％，但交易量是正常平台的约43％，说明借款人集中度高。借款如果突破“个人20万元、企业100万元”的借贷限额，那很有可能就是假标。

“可以看到，这轮选择退出的企业，不少是主动退出与清盘。”周世平总结这轮暴雷潮时说道。而为了不让恐慌蔓延，多地互金协会纷纷出台了平台退出的指引文件。

事实上，应当在整治工作开始之初，就要准备良性退出机制。最早的退出机制文件，是2017年9月29日深圳市的《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

在2018年7月下旬，暴雷潮涌之时，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互金协会迅速推出指引或规程文件的发布，以填补各地网贷机构退出市场行为的监管空白，实现平台有序、良性、规范地退出，维护社会稳定。

有意思的是，近期不少平台实控人在宣布“不跑路，不失联，良性清盘”后，最终还是失联了。

聚财猫7月18日发布公告称良性清盘，承诺“不跑路，不失联”。数日后，其创始人薛亮便失联。7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经侦支队在其官网上回应称，主犯薛亮已被警方控制。

爱钱帮的“16天”董事长陆复斌，在承诺担任好总协调人之后没几日，就失联了。员工们的工资也以“欠条”的方式拖延着。

还有一些声称“良性退出”的平台，在公告中并未给出具体的兑付计划，有些即便给出所谓兑付计划，但时间却拉长至三年甚至二十年。“远超可接受的心理预期。”一位出借人表示。宣布“良性退出”后的真假虚实，又是对监管和出借人的考验。

“这个月的形势看起来，暴雷平台的掌控人被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几率比较小，多被羁押到看守所。因为最近最高检察院提到，对于涉众的金融犯罪是零容忍的态度。公安部也给出了意见，对于金融犯罪要严厉打击。在司法口，目前这种案子比较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表示。

累计借贷额达265亿元的投之家在暴雷前一周，还大搞活动，派送2.8％的加息券以及三个月的VIP资格。对此，肖飒告诉《财经》记者，基本可以判定为犯罪行为。但区别在于，如果是运用在运营上，就有非法吸收存款嫌疑，是十年以下的刑期。但也可能判定为集资诈骗，是十年以上的刑期。

北京P2P平台“九斗鱼”实控人失联，法定代表人郭鹏在报警后被经侦控制。近期，投资人写了一份请愿书，希望经侦能够尽快放郭鹏回来主持大局，并恢复九斗鱼关联的资产公司的运营，而且以变卖九斗鱼关联公司的金融牌照实现对所有投资人的兑付。

对此，中闻律所合伙人姜先良告诉记者，因为法人已经成为了犯罪嫌疑人，公司的资产已经成为查封扣押的对象，这些资产可能是需要追缴的非法所得，待法院生效判决以后发还给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清盘应该早做准备，聘请专业律师和经侦、金融局、协会等沟通。”律启科技顾苏银表示。

“良性清盘”考验着投资人与平台。事实上，周世平的红岭创投在2017年7月27日曾宣布三年清盘，但红岭创投资金的流出比较稳定。

“我是在红岭本身流动性还好的时候就决定清盘了，是主动清盘；但这轮清盘的许多公司是在发生流动性或逾期危机之后，被动清盘。”周世平总结红岭创投稳定清盘的经验。

2018年3月，周世平控股的深南股份公布，以816万元收购P2P亿钱贷51％股权的方案。该平台成立于2014年，上线逾三年，但存量资产很小。截至收购前已撮合金额约2.2亿元，为客户赚取收益超600万元，共有409条散标项目。

“我想实现一个安全网的隔离，一方面清理存量不合规的大额标的，一方面用一个新平台做合规的新增P2P业务。”周世平介绍。

6月15日，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原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P2P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定位于信息中介撮合的定位，不能把P2P搞成信用中心，不能搞资金池、搞自融。按照这个定位，当前市场上的P2P平台，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伪存真。市场上经过一段整治，哪些是真正的P2P，哪些是假P2P，监管部门还需要观察分辨。

监管督促P2P平台回归“信息中介”。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中国信用环境和行业环境下，这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预期要求。“如果真的纯粹做到信息中介，P2P的业务空间很小，最终可能没有几家能够留下。”多位业内人士指出。

P2P平台虽定位为信息中介，但却一直是实质上的信用中介。沈艳表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如国外优质的信用体系，因此P2P平台做信息中介，很难有竞争力。

P2P元祖拍拍贷成立之初，就学习国外“信息中介”的商业模式，在不保本的拍拍贷上，投资人需要自己甄别标的，分散投资。但早期征信信息不完善、风控手段粗糙、贷后管理不足，拍拍贷上借款人逾期很多。

后来随着信用中介平台越来越多，拍拍贷在资金端流失了大量客户，陷入“长不大”的怪圈。

2011年7月，拍拍贷推出本金保障计划，对满足条件的投资人赔付坏账差额。2014年12月拍拍贷推出彩虹计划，该产品承诺100％本金保障，被认为是拍拍贷对信用中介的妥协。

“如果要让P2P做信息中介，那首先要给它相匹配的基础环境，否则平台基本上难有存活成长的空间。”沈艳表示，包括完善的征信系统、严格的系统监管机制、对相关业务详细统计、打破刚性兑付的投资者教育等。

“百行征信的到来，对于P2P行业回归信息中介，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唐宁指出，它会在构建信用体系、解决共债等问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但是从实际业务上来说，打破信用中介没有那么容易。“这个行业总有新的商业模式，有时候即便知道存在合规风险，但平台还是会做。因为比合规优先的是生存。”一位资深从业者表示，“你不做，可能就会错过这个风口。要停就行业一起停。”

P2P平台的信用中介模式包括垫付、担保，后来以保险为主。但一位市场人士曾向记者表示，在信用环境不好、逾期频发的时候，联手保险公司也只是形式主义，兑付责任仍留在平台。

合规还是生存？这个行业有太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创新，尽管不再承诺刚性兑付，但行业仍出现了资金池，拆标打包、自动投标和债权转让等异化的新业务，让平台偏离“信息中介”的定位。

日前，从北京开始，多个地方互金协会都发布红头文件叫停“计划类”理财产品。“计划类”理财产品是2017年底“现金贷”被叫停后，在P2P平台上备受青睐的产品。它是指在固定期限内帮助用户自动投标的理财工具，以减少投资人资金回款后再投资，并要一一筛选标的的繁琐操作，同时避免造成无操作时的资金闲置现象。

计划类产品的叫停也让一些从业者不理解。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叫停这类产品，只能投资散标，收益下降的同时，客户体验也会不佳。

上海一家头部平台副总表示，客户体验与合规相比，还是合规更重要。“互联网工具产品一定要追求极致的客户体验，但是金融产品还是要更加合规审慎。”

计划类产品本质上要依靠平台的大量丰富标的，以及“债权转让”实现。在平台暴雷潮背景下，不少投资者出逃，出现了债权转让无人接盘的现象。据记者了解，北京一些头部平台甚至主动要求下架计划类产品，以缓解伴随暴雷潮而生的流动性压力。

网贷新规早已明确鼓励“小额、分散”的商业模式，同时禁止了资金池、错配、自融等13项业务。

“未来，也许现金贷的模式能活下来，”一家PE公司前任网贷行业财务顾问认为，“因为现金贷最满足小额、分散的要求。”

但在这一轮生死劫中，“最考验的还是平台应对流动性压力的能力，流动性管理能力强的平台能够挺过去。”上述财务顾问表示。

在部分P2P从业者看来，此轮暴雷潮的产生，除了宏观、行业，多种因素，也包括此前监管延迟备案带来的行业预期不确定。

原定在2018年6月30日结束的P2P备案验收工作并未如期开展，但对以P2P网贷为主的互金监管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7月9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召开互金风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动员会上指出，再用一年到两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

对P2P网贷的监管，也到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和下一步攻坚计划的阶段。《第一财经》与《金融时报》援引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的消息称，监管下一步将继续坚持基本标准、推动行业自律检查、保护合法和打击非法并举，加快研究完善网贷监管长效机制。

监管部门将在前期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网贷机构开展自查自纠、行业协会开展自律检查，并于今年底前完成。根据检查结果，分三类进行处理。有关部门将在已有“一个办法”、“三个指引”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网贷监管的长效机制。同时将把打击逃废债等作为工作重点。

记者多方了解到，互金协会接下来或将在P2P网贷的整治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自2016年成立以来，中国互金协会在开展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上线网贷信息披露平台和信披准则、开通举报信息平台、制定催收公约等基础设施和行业自律方面起到不少作用。

但也有行业人士指出，协会在许多问题上的推行力度仍不够，并没有让行业各平台都接入，也没有让消费者能够意识到信息披露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作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有关各部门对于网贷整顿和备案的下一步方案，以及银保监会和地方政府的监管权责分配等方面，仍存在争议。

今年4月，各地刚要开始的备案验收工作，被银保监会叫停。而由银保监会制定的统一备案验收标准，或将于近日落地。央地关系和权责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区域监管能力和认定标准的差异，也需要进一步统一。

时间倒转至2016年8月24日，原银监会出台“网贷新规”，开启网贷监管元年。其中，明确了P2P“信息中介”的定位、13条业务禁令，并确定了“银监会管功能，金融办管机构”的双责任制。

据《财经》记者了解，之所以由地方政府来具体负责管理机构，是因为高层领导考虑到P2P网贷业务涉众，因此对网贷的整治问题，不仅是一个行业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央行、银监等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权限调动公安、司法、网信、工信等部门，但地方政府金融办在地方层面则更好调动。

在随后的一年，原银监会先后出台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建立了“1+3”的监管框架。地方金融办则具体履行日常机构监管的职责，要求平台报送数据，进行现场检查，落实相关整治通知等。

有关数据显示，整治以来共退出机构2448家，目前还有网贷机构2188家，与顶峰时接近6000家平台相比，市场累积风险已得到逐步释放。但是，与当初制定的时间表相比，整治仍然没有结束。

“地方金融办以往主要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为主，因此对于有活力的互金行业，监管意愿不高。”沈艳指出。

“P2P的监管是一个涉众的问题。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稳定与经营环境稳定等多方面的问题。”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表示。金融办在监管执行中一直投鼠忌器，以防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

接近华南某地金融局的人士指出，缺乏专业监管人员，以及行政执法权和处罚权，给P2P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该局查看平台必须要申请经侦协助或街道办配合，而平台和银行方面所提供的数据真实性有限。

有学者曾指出，金融监管部门派出机构应在互金整治工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P2P网贷监管中，有人指摘地方银监局的不积极不作为。“我们都是和金融办沟通，基本没有接触过银监局。”多地平台人士表示。

为了做好对P2P的监管工作，不少地方政府前期也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为按照原计划展开备案验收，北京等地金融办还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聘请有关财务、法务专家，由他们提供整改验收专业意见。此外，不少地方金融办还采购了监管科技系统，作为对监管手段和能力的有效补充。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金融科技创新不断，监管科技成为新蓝海。蚂蚁金服已战略性介入，并推出了蚂蚁风险大脑。近几个月来，多地金融局/办先后与蚂蚁金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地方金融风险防控。

蚂蚁风险大脑可根据蛛丝马迹提前感知风险，以便监管部门主动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蔓延。它根据蚂蚁金服十余年来在金融场景中沉淀的金融风险特征，以及各地方监管机构提供的专家经验建立风险模型，运用大计算能力，从企业股权、工商合规、产品经营、舆情分析、负面涉诉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监管手段的缺乏以及人员的有限，曾是制约监管识别违规风险业务的重要原因。监管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风险预警。但在处置风险预警、同时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方面，仍需要长效机制的建立。

“风险出清，分有序出清与无序出清。如果有序出清，那么或许在监管节奏上要更有耐心与容忍度一些，也需要对权责进一步明确。”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