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  来源：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摘要：特朗普的当选，代表着美国民主政治的选票分配平等与自由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一矛盾已经激化到某个阈值。也预示着，中国资本项下的利益让渡已经无法调和经常项下对美国“铁锈地带”的伤害。代表金融资本的建制派在民粹主义面前的突然权力失语，让实用主义商人政治家特朗普出乎意料的登上了帝国的宝座。而制裁和压制中国这个假想敌，成为其统治合法性来源之一。商业逻辑运用到政治手腕中，便是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与其说是美国的内部政治退化，不如说是美国作为现代帝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蜕变。于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公共产品将面临一次巨大的“通缩”。这意味着作为第二大国的外部战略机遇期窗口正在关闭，中国必须直面一个退化为民粹主义、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美国的直接挑战。因此可以预想，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艰难的，而且在以牙还牙的大国博弈中存在巨大的失控风险。

关键词：全球化 贸易失衡  大国困境  秩序重构

中美贸易战，放到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河来看，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河流奔涌在某个历史交汇处的必然结果。能否从全球化浪潮和帝国周期律的历史逻辑中，找到中美贸易战的内在动因以及未来演进？梳理历史，全球化浪潮是一个周期，而帝国也在不断新旧更迭。今天，我们看到全球化又临近一个黄昏，以及“夕阳西下”的经济贸易周期里，两大经济体在市场和产业链争夺下焦虑而又纷乱的背影。

一、全球化与现代帝国：基本逻辑

通过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统治地位，全球化成为“现代帝国”新的统治方式。无可否认全球化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依然存在诸多难以拆解的问题。至少，全球化并未消灭战争，否则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战和二战，就不会发生在全球化的高潮阶段。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全球化替代了帝国，强国不需要再通过征服和政治来扩大疆域^[1]。正是依靠全球化和所谓的自由贸易，拥有先进文明的国家向全球攫取剩余价值。虽然贸易的过程看上去非常平等和自由，但结果并不是那么美好和公正。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全球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贫富差距与文明冲突^[2]。虽然看上去，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产技术都较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

基本的逻辑是，全球化的空间拓展，加速了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不具备比较优势产业的快速衰落。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落与华尔街的崛起，这一鲜明的对比正残酷的印证着这个规律。或许文明的进步总要付出代价。美国作为现代帝国，依靠全球化对外攫取资源或转嫁危机：一方面向全球输出国际公共产品——科技、货币、语言、秩序与普世价值等；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向全球征收”帝国税“——从产业资本（跨国公司）到铸币税到金融资本（金融集团）。帝国的本质是征服和扩张。

不可否认，美国的确为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主要贡献——不仅是技术层面，还有价值观层面。然而，美国始终解决不了它内在的一些悖论，比如特里芬难题，比如民主政治的衰落与难以承受的赤字，比如制造业的去化与长期双失衡等——这一切都源自于国家政治的主权性和经济帝国的超主权性之间的矛盾。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秩序，这构成了美国统治全球的帝国本性。因此过去建制派当选时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的都是精英阶层和金融资本。这种形势下中美分工恰好互补——美国通过资本账户为全球提供货币金融资产以攫取剩余收益，中国在经常账户上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商品以稳定通胀，从而稳定整个帝国的统治秩序。

过去二十年，形成了这样的稳态G2结构。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面对金融危机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中美之间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牢固反危机联盟。危机发生伊始，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中国立即心照不宣的跟进四万亿。美国通过联储QE供给基础货币，中国吸纳外汇占款通过国有银行供给广义货币。

反危机G2联盟的资产负债表紧紧联接在了一起。然而，飞鸟死良弓藏。当美国经济复苏越来越确定，反危机联盟便开始瓦解，G2利益格局的重构提上了议程。再加上，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落和愤懑与华尔街金融精英的盆满钵满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美国的政治结构面临一次根本性的颠覆。

特朗普的当选，便是这种不可调和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表明经济上贫富分化与政治上民主普选之间的矛盾抵达顶点——当经济上财富不断向1%那部分人群集聚的时候，政治上依然遵从绝对平等主义的”一人一票“。特朗普就是抓住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这种缺陷而进行”投机套利“，从而横空胜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种帝国政治衰退的过程，在罗马帝国的历史曾一再上演。并不是说民主政治不先进，而是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周期性衰退——好比人的生老病死。

中国的崛起，恰好与特朗普代表的平民阶层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映射到全球化的幕布上，便是矛盾从资本账户转移到经常账户。过去互补共赢的全球产业链需要一次深刻的重构。在重构之前，需要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贸易、战争与贸易战

人类之间的关系处理，交易成本最高的是战争，最低之一应该是和平贸易。但是贸易需要一套规则，规则的确立与再确立，需要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较量。这个过程可以不确切的称为贸易战。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用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民族冲突、宗教战争，比如意识形态的对峙，氏族部落的世仇，是最昂贵的。除非无法调和，贸易当然成为人们的首选。但依据什么样的规则来进行贸易，需要两个国家来回谈判，以及必要时进行一次商战以探测底线。

从历史经验来看，战争和贸易是替代品。贸易是能实现双赢或者说帕累托改进的市场机制。实在不行被逼到一定份上了，才会选择战争。以商止战，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兵，都是这个道理。毕竟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多少朝代因为穷兵窦武而衰亡。

当贸易失衡到无法调和，一方的利益改进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或者贸易双方缺乏有效的再平衡手段，失去低成本获得博弈均衡的可能性，那么继续贸易的成本反而会更大。当矛盾无法转移再加上民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弥漫的时候，战争倒成为一个成本相对较低的、相对简单的选择。

用贸易手段赎买和平古来有之。宋朝的榷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宋以银绢岁币赠予北方少数民族，北方少数民族再用岁币购买中原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这样经济手段就改变了少数民族过去依靠抢劫掳掠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避免了由战争带来的高昂的财政负担。然而这样畸形的贸易秩序并没有避免游牧民族的入侵，因为贸易流动领域的暂时和解，并无法从根本掩饰产业之间的差距——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差距。

当文明的差异太大无法实现有效平等对话的时候，战争和殖民成为帝国主义的有效选择。据说鸦片战争前，英法等国曾多次试图与大清帝国进行协商以修订贸易规则。可惜倾诉无门，因为大清根本没有所谓的外交概念，外交部这样的机构都没有。上朝觐见成为唯一的渠道，金銮殿上，下跪磕头当然免不了——还是那种附属国或蛮夷来朝见的“封建”理念和傲慢思维。对西方列国来说，通过贸易处理相互关系的成本开始变得无穷大，冷热兵器差异下的战争反而变得最经济。

从战争到贸易，从贸易到战争，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部分。从经济学家来看，战争只是贸易矛盾调和的一种手段，战争是为了规则的再确定——殖民地规则是主要的表现。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英法七年战争、葡荷战争、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贸易规则；独立宣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宣言。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体的说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抢夺资源和市场的阶段，殖民成为最有效和最成本的“交易”方式。毕竟两个文明世界的族群之间，是根本无法沟通的。不是语言和文字的问题，而是文明阶段的问题。当西班牙人一不小心用几百人就征服南美洲一个几千人的当地部落时，他们发现平等贸易才是不划算的。当两个族群军事力量严重不对称的时候，军事力量采取殖民主义成为最经济的方式。因为冷兵器和热兵器之间，没有战争，只有征服和统治。

殖民伴随着血和火，伴随着资本主义最野蛮的那一部分，也是文明不平等的代价^[3]。从几百年前残暴的军事殖民——为了剥夺劳动力和资源，到现在的经济和金融“殖民”——为了攫取越来越稀缺的市场需求和铸币税。人们不再用打打杀杀，战争史变成贸易史，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类的进步。虽然亚里士多德，尼采等哲学家高声赞扬战争是万物之母，战争可以洗刷灵魂。但事实证明，纸上谈兵的文官，网上臆想的愤青，往往是战争的狂热者——当然仅限于纸上和网上。战争的残酷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最懂。

中美贸易战打响前夕，两国也曾一度从表面上进行和解。美国贸易代表团来华谈判匆匆而去，中国贸易代表团也立即回访美国估计有几个华盛顿不眠之夜，中间也有形式上的缠绵暧昧。然而只要两个大国河流不断奔涌向前，在某处交汇和碰撞便是必然的历史逻辑。

纵观近五百年全球化和帝国更迭的历史，从荷兰取代伊比利亚诸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都伴随着贸易战和战争^[4]。因此不奇怪，在中美打响贸易战之际，除了为在最后期限免除加税而狂奔的贸易商船，还有在台海地区游弋的军舰和航母。在以牙还牙的大国博弈面前，在囚徒困境的历史漩涡面前，谁又能左右了命运？

三、全球化浪潮、制度竞赛与帝国更迭

古代的欧亚大陆，不同国家和种族之间的来往，由于种种原因成本很高，往往一言不合就兵戎相见。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了消除战争带来的高昂成本，或者将战争的溢出成本内化，国家之间出现征服兼并——类似企业的纵向或横向一体化^[5]，所谓以战止战、天下一统。从亚述、波斯、马其顿到罗马，帝国更迭频繁，主要的模式是通过军事和暴力征服的方式扩张疆土，完成局部性全球化的联系。

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耗散系统，需要不断的开疆拓土来满足新的权贵阶层。罗马帝国的伟大之处是对罗马公民身份的开放，以及早期罗马共和制度以自耕农体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动员能力。这就需要不断的对外扩张，以获取新的要素资源（土地和奴隶），来满足同样不断增加的罗马公民利益。这种帝国供养模式，采取的不是贸易全球化，而是军事和国家的一体化^[6][7]。

这意味着，大航海时代前的“全球化”只能以国家内部统治的权威形式出现。因为国家之间由于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的不同，独立主体间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国际治理秩序只能通过国家征服兼并置于统治内部实现，即国家取代市场。

漫长的中世纪，因失去罗马帝国供给的统治秩序，欧洲诸国的统治模式退化于封建时代——庄园和城堡的自给自足模式，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据说春秋时期在册的国家达一千四百多个）。这种模式下，小国之间难免纷争，好在基督教神权体系维系着形式上的礼乐秩序和统一文化的火种。

中世纪过后，人类开启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不仅空间的范围不断扩大（跨洋和跨大陆），时间上也越来越长。得益于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资本家尤其是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在重商主义蛊惑下对金银财富的渴望。马克思说的对，资本家可以为了巨额利润铤而走险不惜代价。于是从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诸国粉墨登场，轮流成为全球化的主角。

十六世纪，伊比利亚诸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通过国家资本的形式，依靠军事暴力的手段加快对外殖民，从北美和非洲掠夺贵金属和劳动力，支撑重商主义政策，一度成为欧洲的“帝国”。但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下，政府的大肆挥霍和缺乏活力的底层经济，加上没有产业基础，最终导致曾经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相继衰落。

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异军突起，通过商业资本的形式，充分发挥不受宗教和传统牵绊的创新优势，调动商人和市场的力量，不再主要依靠国家资本而是私人股份制的模式，暂时抢占了海上的霸权，成为欧洲新的贸易帝国（霍华德，1998）。从波罗的海到整个欧洲的商船，超过60%属于荷兰贸易公司。而全球贸易则有两个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洋和印度尼西亚地区的贸易，西印度公司垄断与非洲西海岸和南北美洲的贸易。这样的好景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由于过去充满活力和自由竞争的商业资本，逐渐演化为垄断资本，最后成为某个垄断区域的“国中之国”^[3]，最终也逃脱不了帝国衰落的周期宿命。

十八世纪，英国终于登上了欧洲文明的中心，并最终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享有的帝国时代，比上述几个所谓的近代帝国的时间都要长，影响力都要大，掀起了一个全球化浪潮的高峰。与前叙不同的是，英国推动的全球贸易，具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工业革命。这标志着，资本帝国第一次从商业资本，过渡到了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工业革命——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四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周期。作为一种外生冲击，所带来的生产率的进步，重构了过去全球化“零和博弈”掠夺式的帝国逻辑，第一次带来了全球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当然，也必然付出结构极化的代价——发达国家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优势来向落后国家攫取价值剩余，同时将环境污染和金融风险进行转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新的霸主，并在二战后建立了真正的全球化帝国体系。此后，历史进入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时间。五月花号、自由女神、淘金热潮、全球贸易、新古典市场、商业契约、跨国公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与个人关怀^[8]。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周期被英国启动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皆由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帝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初步建立，世界银行、联合国与关贸总协定。美国依靠遍布全球的几十个军事基地，四处游弋的航空母舰，世界性语言和货币，强大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理论武器，直达人心的自由和人本主义思想，从精神和肉体上统治着全球。

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浪潮的基本规律，我们发现决定主导浪潮或者中心帝国形成的，表现上是技术上的优势，根本上则是体制的胜出。具有体制优势的国家往往战胜旧帝国而成为新的主角。而体制的优势体现的是组织的活力，以及对资源的整体动员能力。

伊比利亚诸国依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更具体的说是皇家资本主义——斐迪南和伊莎贝尔用皇室的钱资助了哥伦布大冒险。国家资本主义的确在短期内具有集中力量动员资源的优势，但是并不具备持续性。一国之命运维系于一两个人，当皇室穷兵窦武、大肆挥霍，当国家的偏好只是为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比如偏好易于征税的产业，为了增加短期财政收入加大国家垄断，最终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活力衰退。同时，西班牙、葡萄牙的初期对外殖民，依靠的民间冒险家也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并不具备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新霸主荷兰的胜出是充分动员了私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荷兰是一个宗教条框和政府管制极其宽松的地方，可以称为当时的“经济和商业特区”，吸引了大批宗教避难和热爱冒险的商人及资本。并且最先创立了能够有效集中资本和动员资本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创造性的分散和隔离了风险。荷兰的衰落是因为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后，自由经济受到伤害，加上经济体偏小缺乏产业基础，本质上仅仅是一个贸易型国家，于是很快就被英国取代。

英国在宪章革命之后率先在政治上建立了宪政和代议制政府，商人和资本家阶层在与国王的博弈中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逐步争取到自身的权益（每次增加税收都要与商人和资本家谈判），资本主义体系较早的建立并率先点燃了工业革命的引擎。市场自由主义（谷物法和航海法的废除）+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飞跃+资本的快速积累，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而后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故事，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延续。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人类文明当然进步了，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当然不是新派帝国的做法。美利坚帝国当然不会或者不用，以及不能主要依靠武力来处理纠纷。武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终极，一种可以刚兑的信用，一种不用标榜的公允。

人们既然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暴力，贸易就重新成为最经济的统治模式。全球性的基础设施需要重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即后来的WTO。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建立，也代表着一个新型现代帝国的建立。如今，类似罗马帝国的政治变迁，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将导致美利坚帝国将重构其全球统治逻辑。在这一重构中，中美贸易战只是开端。

四、周期律之咒、帝国的困境与全球秩序重构

帝国是一个周期，从出生、茁壮，到衰老、死亡，逃不开的周期律。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500年后也照样寿终正寝。从共和制、僭主制，到君主制、帝国制，罗马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形态。罗马帝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没有终结。弗朗西斯福山过于乐观了。民主和共和制也会退化。美国当前经历的，就是一场政治退化。虽然，很多表象看上去依然很美好。

开篇就已经指出，当殖民地纷纷独立，全球化是当代帝国的一种统治方式。当全球化不利于帝国统治的时候，美国当然要做出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不是在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而是反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重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

因此全球化不会终结而是会变异，本质上是权力秩序的重构。然而，事实的逻辑是，全球化成就了美国，但也在牵绊着美国。美国推进并主导着全球化，但也在侵蚀和撕裂着全球化，所谓的二律背反。

困境一：特里芬难题，说到底是美元作为国家法币的主权性与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非主权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暂时摆脱了特里芬难题，但又在制造新的特里芬难题。那就是将货币需求的超主权与货币供给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从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转移到了金融领域。

当全球化步入到金融帝国阶段，金融资产的交易远远超出货物贸易，商品的定价逐步由金融资本来决定。全球金融资产的交易需要一个稳定供给的美元体系，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却为了满足美国国内的政策目标而决定美元的供给。这就势必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乃至经济体系，共同承担美元供需波动带来的危机和动荡。实际上，美元的每一次放松和收紧、减息和加息，都会在全球制造巨大的泡沫和危机。客观上也形成了全球各国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担。

困境二：双失衡悖论，说到底是美国依靠金融资本统治全球所产生的贸易赤字和制造业空心化与国内选民就业率不断下降及贫富分化之间的矛盾。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罗马帝国当初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帝国扩张到一定阶段以后，拥有土地和财富的权贵阶层与普通罗马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两个阶层发生冲突保民官被取消最终导致共和制衰退为君主制。

美国的经济帝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产业资本统治阶段和金融资本统治阶段。二战以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然后向全球输出产能，主导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跨国公司遍布各国（产业资本全球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石油美元，为世界金融体系打下基础。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的全球化统治模式步入金融资本阶段。不仅仅向全球没有约束的输出基础货币，还依靠卓越的金融投资能力参与到各国的金融体系赚取金融收益。于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出现了违反国民经济会计等式的难题：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逆差。按道理，一国经常帐下为逆差，必定会导致本国从国外借债消费，从而在资本帐下出现顺差。然而在美国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双逆差，究其原因是，美国将借来的资金又作为资本输出的形式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FDI）——可见资本帝国的金融投资和运作能力。与美国国际收支呈现镜像关系的是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两个大国构成了全球贸易和资本格局的双失衡。

在这个失衡局面中，中国以其巨大的双顺差备受诟病。然而如果能意识到下面的数据，就会对美国金融帝国的价值攫取模式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以不到3%的利率（美国十年国债到现在都不到3%，量化宽松时更低）将钱借给美国，美国运用借来的资本以FDI和对冲基金的形式在中国及全球进行投资，近二十年得到复合收益率大约到18%（经过公开数据估算），中间15%左右的利差便是美国资本帐下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金融帝国攫取的价值剩余，仅仅惠泽华尔街金融精英集团，对于中低端白领蓝领阶层，带来的却是由于资源向金融资本倾斜产业资本虚脱或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的失业。在美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又会造成下面一个困境：

困境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难题，也就是政治市场上一人一票，绝对的平等，但经济市场上却在不断两极分化。这种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背离，导致的结果便是2016年大跌眼镜的总统大选——带有民粹和极端保守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当选。实际上，民主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才会导致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大陆横行。

困境四：全球化下商品市场的自由流动，与国家主权壁垒和政治障碍之下要素（人口和资本）无法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不同于罗马式征服形成的统一帝国，以全球化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帝国的困境在于：全球化要求商品和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但由于没有实现政治统一，在国家主权壁垒和政治沟壑的阻碍下，出现了另一种背离：商品市场的全球化可以高歌猛进，但要素市场的全球化却举步维艰——国别间直接的移民从来都没有完全放开，而资本账户在很多国家也限制重重，重要行业的收购和兼并，往往带有种种限制，主权干预和政治色彩浓厚，等等。

这导致的结果便是，即使美国的实际工资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劳动力也无法通过移民到美国工作；即使美国的某些资本品物美价廉（高科技产业资本），中国的资本家也无法进行收购或投资。这种背离最终造成，要素流动的限制通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失衡来承载——既然劳动力无法移民而商品和资本（部分）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商品可以净流向美国同时美国的资本也可以到中国投资建厂来享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自然环境（环保标准低）。严格意义上，若戴上有形眼镜，这不过是另外一种经济殖民。

基于此我们必须重视国际贸易体系在这种背离中形成的二元结构——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描述了经济增长、实际汇率和通胀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解释中国的货币金融的扭曲问题，比如货币的内贬外升、广义货币堰塞湖和大类资产尤其是房地产的持续泡沫等。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置于全球市场的可贸易品和只能在国内市场消化的不可贸易品之间的价值对立，前者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经受了竞争和考验，而后者比如教育、医疗等则出现了畸形的供需缺口。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每一个帝国的崛起，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伴随着新的工业革命，核心的力量是制造业的崛起。然后从制造业逐渐过渡到商业和金融，从生产性努力向分配性努力迁移。因为工业化的末端总是伴随着生产的过剩，继而是对市场的争夺。

回到全球化与美国。从现代帝国的逻辑来看，美国不可能放弃和真正反对全球化。事实上，越是强大的国家，越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毁掉全球化就相当于毁掉了帝国的根基。只有依靠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美国才能源源不断的从世界各国攫取收益，以供养昂贵的民主福利体系。罗马帝国征收的是行省税，美国征收的是铸币税而已。不一样的税种，但是一样的效果。而且如凯恩斯所言，铸币税更加隐蔽税基更加庞大，更不易引起纳税人的反感。

为什么特朗普当选后开始反对全球化了呢？实际上特朗普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当前的全球化秩序，无法代表他背后的选民。为了维持民意支持率和合法性，特朗普必须重构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因为对美国来说，当前的全球秩序是以金融资本家为核心利益的秩序，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秩序。所以特朗普之前代表建制派的总统，都没有这么彻底的要反对这个全球秩序，因为是符合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

前面已经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开始转为采用金融资本的方式统治全球经济。具体的表现是通过资本账户攫取金融超额收益，而在经常账户上积累赤字，以满足美元以债务信用的形式保持扩张以供养全球金融资产。但是这种全球化模式，会以制造业空心化为代价。

这也是民主政治帝国的缺陷所在——为了获取选票政治家们不断提高选民的社会保障从而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导致资本跨国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迁移。这样，美国在资本账户不断满足金融资本家攫取利润的需要，与经常账户让渡商品贸易的背离，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造成了贫富分化——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缓释这个矛盾，美国政府强制性的向选民分配金融资产——房地产信贷的民粹化。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拥有一套房子成为那时的美国梦，这跟近一百年前大萧条前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拥有一辆汽车的口号何其相似。零首付、破产清偿隔离（房贷无法偿还需要清算时仅限于房地产本身而不能牵涉其他个人资产）、超低利率，实际上免费给广大美国民众赠送了房产+卖出期权。再加上华尔街投行们各种衍生品拉伸的金融产业链，更加助推了泡沫的疯狂蔓延。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个依靠金融资本强制分配讨好选民的方式破产。这种方式不仅没有缓释美国内部的这种矛盾，反而因为救助金融危机继续加剧了这个矛盾。一个具体的表现是，次贷危机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并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2009年，华尔街几家靠救助幸存下来的金融集团的高管的奖金却创历史新高。愤怒的民众冲进华尔街发动占领活动，但并没有改变什么。这个帝国的统治方式，无形的蒙昧与残忍。

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当选，就已经表明这个帝国体系正在走向阴影。但作为建制派和华尔街的代表，奥巴马并不能也无法向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开刀。史无前例的的量化宽松，违背自由市场经济的直升机撒钱，反而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茁壮成长。几乎零利率的金融资本成本，继续带来各大类资产的狂欢，金融资本家照样赚得盆满钵满。

华尔街的纸醉金迷和歌舞升平，与铁锈地带的断壁残垣和芳草萋萋，形成残酷的时代对照。在这一背景下，历史选择了特朗普——一个脱离美国统治精英气质，看上去不靠谱但是正在从根本上颠覆全球秩序的商人。这一历史选择，可能正在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五、中美贸易摩擦：两个价值系统的终极对决与现代帝国的原生性悲剧

如果仅仅把中美贸易战看成是简单的国际贸易摩擦，或者暂时的国际经济纠纷，那就可能犯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表面上表现为经济和贸易的冲突，本质上则是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对决。

可以分浅、中、深三个层次来看：

浅层次看，是中美之间在经常账户上的分歧和争夺，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双失衡下的强制再平衡。这一强制再平衡的过程，将不可避免的给原先的顺差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冲击。虽然，从线性的测算上，对GDP拖累的绝对数值可能不会太高，但是在杠杆传导链和乘数效应下，影响将会巨大而深远。

中层次看，经常账户争夺的背后则是两国制造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对抗，是美国的“铁锈地带”民众利用民主政治机制，通过选举出来的商人总统特朗普向中国传导压力。实际上也是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与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较量。而具有集中权力优势的社会主义，更加有利于大工业和制造业的组织生产，这成为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广泛诟病。同时也意味着，国别间无法实现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压力，转化到国际贸易经常账户上的“深仇大恨”。

深层次看，则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无论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理解和遵守，还是对游戏过程中的具体商业行为，实际上都暗含着中美之间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深层次冲突。从文明的基因和属性来看，西方诸国是外放的。如果把地中海文明作为起点，从米诺斯到迈锡尼，从希腊城邦到马其顿帝国，西方文明的基因是海洋，是商业。征服和掠夺，是根子里的。游牧文明也是一样，这是他们的生存逻辑。只有农业文明是内敛的。所以当我们说和平崛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全信。毕竟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在海洋文明和商人视角来看可置信的承诺。

从文化源流上来看，美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可以看作是圣经与易经的差异。圣经，旧约、新约，上帝与人之间的约定，本质上是契约精神；易经，生生为易，六十四卦，变化多端，不可无不可，本质上是相机抉择。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相通，比如旧约诗篇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易经的离卦初九爻“履错然，敬之无咎”。两者不约而同的强调了敬畏的作用。然而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改造和断层，已经基本放弃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和追问，以及对道的敬畏和探索。于是导致中美文化相通的地方越来越少，差异的地方越来越大。

浅、中、深三个层次的矛盾汇聚，终于以贸易战的形式爆发。而且有几个迹象让我们非常担忧的看到事态的进展，可能在以牙还牙的大国囚徒博弈中走向不可控的局面：

第一，美国国内各大政治势力，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建制派，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贸易制裁中国这个事情上，分歧越来越少，正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凝成共识。

第二，美国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传统的“否决政治”问题^[11]，在当前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动员公共资源的效率大幅提升。特朗普的贸易制裁提案在议会基本上都能通过，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也证明在制裁中国这一立场上，美国各阶层也在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

第三，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不断攀升，一度刷新历史新高成为支持率第二高的总统。这说明，制裁中国成为其重要的执政基础，甚至是重要的合法性来源。由此特朗普的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正在与美国传统的民主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相互兼容。这些都预示着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甚至军事制裁举措会长期存在。

贸易战的经济后果，从传导路径来看，可能表现为：经济复苏停滞——成本推动型通胀——经济滞胀阴霾蔓延——新兴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危机向全球传导。传导的链条并不一定是单向串联，中间会有并联的同时推进。但无论如何，处于产业链下端和在边际上高度以来出口拉动的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被动作战压力。

还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第一，中美贸易战，虽然表面上是中美之间经常账户的直接对抗，实际上关系到产业链上的众多国家。至少，中国以电气机械设备等为主的出口贸易塌缩，会直接影响到产业链上游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等。高端核心的技术和设备都进口自这些国家，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行组装，然后出口给美国。因此中美贸易战，实际上触发的是国际贸易的世界大战！

第二，国际贸易战中，历史规律昭示顺差国家总是输给逆差国家，从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从美国与亚洲四小龙，从美国与日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规律^[9]。原因盖因为顺差国家形成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一旦出口遇到问题，整个经济遭遇寒冬。这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脆弱性。

第三，对长期贸易战的耐受力取决于进出口品的替代弹性。从双方的贸易结构来说，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工业品，而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农业品。两国谁更有能力寻找到产品进出口替代国并有效安抚各自的受损利益群体，也决定了对贸易战的耐受力。

第四，全球滞胀压力与新兴国家金融危机。关税的提升直接提高了物价成本，同时市场的彼此封闭也降低了经济的增速，滞胀魅影会逐渐笼罩全球。此时货币政策几乎没了空间，宏观杠杆率较高的经济体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按照以往的金融危机经验，此时全球资本将出现巨大的板块漂移，新兴国家面临巨大的资本流出压力，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可能会同时发生。

第五，财政政策滥用带来的政治收缩和战争风险。货币政策的失灵促使政府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手段，而财政手段需要的国家资本主义机制会导致统治形态加速收敛，军事对抗的动员机制进一步形成。为了弥补经济压力带来的社会共识离散以及执政合法性塌缩，加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泛滥，大国政治的原生性悲剧逐渐显现，从小范围的军事冲突到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可能在失控的局势中突然上演，而在此前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10]。

大国博弈的囚徒困境，以牙还牙对抗策略的自我强化，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漩涡，推动两个大国驶入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百慕大三角”。中国的崛起，受益于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以来经济贸易和产业链分工的全球化红利，也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贸易战，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国运”，因为它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特色”的不足之处，让我们敬畏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

也会让我们真正体味到改革的价值，认识到人本主义的个人关怀对大国经济重塑的价值，而不是一味的在刚性的集体秩序里走向僵化。而从行动上已时不待我，只有抓紧完成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建立现代化的金融、财政和国企体制，以市场经济主体的身份融入到国际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从而最终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次“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贸易战，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成人礼”。

参考文献：

[1]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第1版。

[2]张宇燕，2017：《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世界经济的视角》，《探索与争鸣》第3期。

[3]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2012：《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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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朗西斯·福山，2012：《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

[6]欧阳莹之，2016：《龙与鹰的帝国》，中华书局出版设第1版。

[7]特奥多尔·蒙森，2015：《罗马史》，商务印书馆第1版。

[8]罗伯特・戈登，2018：《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社第1版。

[9]华民，2018：《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探索与争鸣》第6期。

[10]米尔斯·海默，2003：《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

[11]弗朗西斯·福山，2015：《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

（本文当前处于《探索与争鸣》的审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