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文章略有删节；文化纵横。

尊重师长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传统。在今天的学术界，“导师崇拜”现象尤为突出，我们不时看到或听到各种庆祝或纪念某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在报刊、回忆录或杂记中我们也不时读到有关导师治学和做人高风亮节的故事。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感到在不同的教师间存在着一个声望等级制度。而且，这种“师承”关系远远超越了学术界。在文艺界，师生称谓司空见惯；在工作车间，师徒关系也以此为模本。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更为有意思。

在美国学术界，学术长者一旦学术活动不活跃，没有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却。而在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是，为什么许多文化现象都衰落了，而这一现象却愈演愈烈呢？下面，我们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做一个尝试。

教师之声望首先来源于学生弟子的崇拜，各种庆祝纪念活动也大多是学生弟子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的解释以此为起点。我们不难想象出若干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例如，这与师生密切接触的培养过程有关。另外，学生的敬畏态度也可能与导师对其学术生涯有决定性影响密切相关。

这些解释有着不同的逻辑。明确地从一种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一现象有若干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解释的逻辑联系，又有利于我们检验实证假设的正确与否。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可以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下面我们从制度主义理论角度提出一个解释。我们选择这一角度意味着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决定：我们要强调哪些因果机制，注意哪些变量关系，忽略哪些方面的关系。例如，文化传统可能对解释这一现象颇有意义，但这不是制度主义解释逻辑的关键所在。利益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机制，但这也不是制度主义理论关心的问题。

制度主义理论强调人们或组织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因而表现出与文化传统、利益政治机制所不同的规律特点。

我们首先讨论这一现象的微观基础，然后讨论制度设施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诱发了“导师崇拜”现象。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导师崇拜现象是人们（无意间）通过崇敬导师的行为发出信号所导致的结果。而选择“导师崇拜”这一信号是社会承认的逻辑与制度设施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首先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准确测量。在学术规则、学术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尤为突出。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之上，为大家所接受、所公认。“名师出高徒”这一文化设施恰恰能承担中国社会、学术界十分有效的“类比”功能，为其弟子学生的学术能力提供了一个易于识别、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有意无意间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神话导师的各种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地位，从而产生了“导师崇拜”现象。换言之，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借助了社会承认的逻辑，又强化了这一逻辑。

在宏观层次上，我们观察到“尊重师长”这一制度逻辑导致了“导师崇拜”这一现象。如果只是从宏观层次上解释这一现象，人们通常会说，中国文化传统使然。但是，这种解释有着明显的漏洞。

第一，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方面衰落了，另外一些方面发扬光大了。我们需要解释这些兴衰的机制是什么。

第二，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即便可以自圆其说，但如果缺乏微观基础，从抽象到抽象，实证研究尤为困难，因此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上面这个解释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即“制度逻辑→学生尊师”这一关系。在这里，学生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支配，在已有的社会文化设施中择其有益者而用之。也就是说，宏观的制度逻辑促成了微观上学生尊师的行为，诱发了各种庆祝纪念活动。而这些微观层次上的活动又反映在宏观层次上，制造了“名人现象”。

这一微观基础虽然可以从追求私利的逻辑解释，但这种追求可能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的解释），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功能主义的解释），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对应我们提出的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承认的逻辑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因果机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没有“尊师”的历史文化设施和相应的社会承认逻辑，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信号）就不能从文化传统中得到答案，人们就会遵从不同的行动逻辑，寻找不同的标准作为信号，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例如，人们可能转而积极推动学科制度化的进程，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困难。

我们下面简略地提出几个从社会承认的逻辑推理出的实证假设，并与其他的解释逻辑做一比较。

首先，我们上面的讨论强调了“尊师”的信号作用。这意味着“尊师”活动与对这种信号功能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领域中不需要“导师”的信号，我们可以预测，这类活动就会大大减少（这类活动仍然可能出现，例如师生的家庭般关系导致了为“父母”祝寿的类比。但这种情形已经不是我们的理论逻辑可以解释的）。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实证假设：

H1.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现象越微弱；反之则越多。具体说来，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中的尊师活动会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而在一个有完整学术制度、独立评判标准的学科中，其尊师活动会相对较少。

我们注意到，这一实证假设与其他的解释逻辑不同。

第一，不同学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不能用文化背景来解释的，因此，“文化使然”论的实证意义与以上假设相悖；

第二，权力理论的实证含义也与这一实证假设相悖。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理论的逻辑，这些领域里的尊师现象应该更为盛行。

对信号的需求，取决于一个学科内部的“共享观念”的程度。如果一个学科有着高度的整合认同，大家对信号的接收、解释都会明白无误。但是，在一个缺乏整合性、派别林立的领域，人们需要更为独特强大的信号。据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H2.一个学科中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不同的学术标准）越多，那么，这一学科中的尊师现象越为活跃；反之，一个学科的制度化（学术评估体系）越健全，尊师现象越弱。

以上的这些讨论是从我对国内学术界的观察，特别是与美国学术界的对比中产生的一些感想和猜测。把这些想法从制度主义理论的角度整理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想法本身有多大的解释能力，也许这些解释经不起推敲和实证检验。我是希望据此说明，一种理论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独特角度。这正是理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