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政治学博士，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张雪，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学人推荐稿件-《国际观察》2017年05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首发

内容提要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21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掀起了一股巨浪，美国作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

纵观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与权势转换，对塑造特定时期的国际政治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爆发霸权战争是世界政治的周期性规律。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霸权战争受到了来自世界政治力量以及国际机制的制约，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国家的利益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之间很有可能跳出历史怪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问题是中美之间探讨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有一定基础，但中美两国在各自外交战略上分歧很大，美国外交战略两个关键的内容是“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而中国的外交战略则围绕“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展开，以这种对外政策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矛盾，加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外政策呈现出更加激进的一面，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找出并克服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避免走中苏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问题。

*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BGJ037）的部分成果。

美国是影响中国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中美两国关系无论是对两国各自的发展还是对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的建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青睐。

冷战后，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急速膨胀，使美国成为超越历史上自罗马帝国以来一切帝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的衰退，中美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第二，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围绕这两种变化，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研究和讨论愈演愈烈,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最为消极，他们借鉴莫德尔斯基提出的霸权周期理论，将1494年之后的500年间国际政治状况进行周期划分，而划分的主线就是世界领导者及其挑战者的出现和斗争。

认为领导者被挑战者取代这种世界领导权的更迭现象呈现出一种周期规律，大国之间彼此畏惧与不信任，任何大国都将其他大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它们预测危险并时刻担忧战争爆发，国家会意识到自己生存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在这一体系中，国家的行动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而保护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成为霸主。

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说：“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而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争取成为霸主，这样一来就会消除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会影响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两者的权力争夺会导致中美之间形成安全对抗模式。

但从中短期来看，现实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在中美关系上得到很好的印证，首先核武器的存在使大国变得非常谨慎，担心冲突演变为核战争，其次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附，导致中美双方基于相互依附的共同利益不愿发动战争，因此更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获得更多支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就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也已初具规模。制度自由主义者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界定为“伙伴关系”，认为主权国家作为理性的国际行为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倾向于主动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且国际组织、国际法等制度安排能够促进国家遵守规则，走向合作。

中美之间每年近6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合作关系的保障，有效降低中美之间的冲突程度_。建构主义者则聚焦国际规范和中美之间的共同观念，认为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脱离了霍布斯文化那种生死斗争的悲剧状态，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状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的融入国际社会，并逐渐向国际规范靠拢，中美之间的社会认同度也会不断提升，中美之间总体的趋势是合作大于冲突。

上述几种理论从权力、制度、文化等方面对中美大国关系的构建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意义，但鲜有理论关注到中美之间外交政策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权利、制度还是文化，它们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都是深层次的、固有的、可协调性较弱的,需要通过长期的战略部署和渗透，而相对来讲外交政策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协调性。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而一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则决定了它与体系内其他成员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其所可能要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回顾上世纪中苏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结构性矛盾，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逐渐开始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将中国纳入与美国争霸的轨道，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例如1958年苏联要求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69年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等，在中国边境增兵百万，威胁中国安全。

中苏两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代替了中苏两国间的平等关系,正如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中苏破裂主要是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不平等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矛盾。有很多学者也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一是，苏联想把中国编入其争霸世界的轨道；

二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

三是，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

四是，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结构性矛盾就表现在两国的外交战略之上。

冷战后，美国经历了来自恐怖主义、“无赖国家”以及新兴大国等方方面面的威胁，但无论美国应对来自哪方面的威胁，其外交战略均体现了几个重点：

（1）保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和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

（2）抑制和摧毁任何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力量；

（3）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及其价值观，美国要成为自由民主的灯塔。而中国的迅速崛起，无疑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但实现了“软着陆”，还成功渡过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在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保全，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国以一个崛起中的新型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

虽然中国的崛起在短时间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但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外交战略围绕“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展开。从美国早期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到奥巴马任期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意欲领导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可见一斑。

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其外交战略也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独立自主”，二是“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的领导，且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中国希望规避与美国的战略对抗，同时中国也坚决不走“投降路线”。

可以看出，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以坚持一极格局为目的，而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则以推动多极格局为目的，两者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矛盾，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更是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有所加剧。

特朗普上台的几个月来，强力在外交政策中推行其“美国优先”的理念，中美关系在这种环境下能否有新的突破仍未可知，但在全球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合法化的背景下，总统个性对一国政策的影响力仍无法超越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因此特朗普时代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理念不会改变，在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正视两国外交政策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分析阻碍因素，中美关系才有可能避免战略对抗， 实现新的突破。

美国的外交战略围绕“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展开。“领导地位”表现为美国希望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秩序，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一直以来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

美国的外交战略有着很深的现实主义理论根源，从美苏争霸到如今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美国几乎将其他大国均视为潜在的敌人，彼此之间相互畏惧和不信任，并时刻预测危险并担忧战争爆发。因此一旦权力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势头时，美国就会竭力捍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美国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

“伙伴关系”是实现美国外交战略中“领导地位”的关键部分，美国通过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联盟”网络，最大限度的获取国际战略支撑，分化和弱化对手的利益，从而维持霸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张“联盟式伙伴关系”网络用于遏制苏联，具体表现为：离间对手与其盟国或附属国之间同盟关系的楔子战略；挑拨对手国内民众对政权或领导人的不满直至反叛的心理战术；以自身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动摇对手挑战现状信心的政治较量。

冷战结束后，“伙伴关系”战略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传统延续下来，布什总统于1990年4月和1992年7月先后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和第二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将加强联盟战略作为美国推行战后全球战略的关键。1991年8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与盟友和友邦的团结，与具有相同道义和政治观以及安全利益的国家共同努力，继续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并强调“联盟是我们构筑世界新秩序最紧密的伙伴。

作为“联盟式伙伴关系”的延伸，美国提出在北约框架下建立“和平伙伴关系”项目，在多边框架下建立了“普遍型伙伴关系”。1997年10月29日，克林顿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通过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在北约框架以外，在双边领域建立“普遍型伙伴关系”。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有层次的战略关系，在美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体系中，有“联盟式伙伴关系”，如英国、日本、韩国；有“相对积极的伙伴关系”，如印度；也有“相对消极的伙伴关系”，如中国、俄罗斯。

2016年，在民粹风潮的裹挟下，国际政治舞台充满戏剧性，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在当选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不断掀起各种舆论风波，但无论如何，仍没有偏离“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即使特朗普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可能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激烈战术调整，但基于“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的核心战略理念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这些外交理念是和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美国国内左右两派的政治博弈并没有给特朗普足够的战略调整空间，在美国这样一个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氛围中，作为总统在很多政治议题上的选择空间是很小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当选后曾与当时正在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台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但又在4月初的“习特会”上一改其早前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承诺奉行“一中政策”并排除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可能，向中国示好。

中国对外战略围绕“独立自主”与“相互依存”的理念展开，这种外交理念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立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关于“自然独立、无私形成、自主求证”的论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者以清,地得一者宁,神得一者以灵,谷得一者以盈,万物得一者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 。（第三十九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第四十二章）即万物都是由个体独立组成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则是由相互独立的个体形成的。引申出来就是说自然的独立、自主和平衡形成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有机统一。中国“独立自主”的外战略理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冷战结束前，中国的对外战略带有鲜明的结盟与准结盟色彩:中国先后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与第三世界结盟反对美苏、与美国准结盟反对苏联。这一方面是当时冷战大格局下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受中国的国力所限。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关系趋向缓和，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要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立足点，并提出中国应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理念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最高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其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内维护中国主权的独立自主，抵御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渗透和控制；对外从国家利益出发，平等的参与国际事务，不屈从于任何国家。

其二，积极推动国际格局朝多级化发展。具体来讲，冷战结束后,在形成世界新格局的转折时期,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因为这关系到各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应当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而非固守一极格局。中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时,一方面重视在多极格局中可能成为“极”的国家或力量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这类大国或力量中心应该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以破坏性力量出现。

“相互依存”与“独立自主”相辅相成，意味着中国注重广泛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战略理念并不意味着对抗，中国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990年7月,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出现松动，“相互依存”战略理念也呈现新的特征：

首先，中国的国家政策和行为不再以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着眼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其次，相互依存不以建立单一的领导权为目的,而是倡导多极化，通过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制衡美国主导权下的全球治理；最后，中国希望通过相互依存不断突破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与其他国家构建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为实现和平崛起构建稳定的国际环境。

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基本认知。从逻辑上讲，既然每个国家都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对外战略，那么在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很正常的。

这种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妥当则可以避免冲突甚至走向合作，否则很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破裂。例如冷战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如英美、美法等国之间就存在着很多分歧，然而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在对抗红色世界并保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安全的目标上，而为了实现这个根本利益，他们都愿意暂时的分割、让渡一些国家利益，通过相互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从而保障联盟关系的继续。

但是同样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重要同盟的中苏关系却表现出脆弱和动荡，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只有三年（1955-1957），而从分歧、矛盾到关系破裂却经历10多年时间（1958-1969）。分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既不可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因为双方都承认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可归结为国家利益，因为他们国家利益的根本目标都是维护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从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考虑，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之所以被激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两国的政策趋向。

实际上在50年代末，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也十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而新中国在当时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敌视和封锁，在矛盾和斗争的哲学思想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持反对意见。苏共希望凌驾于国际共产主义之上，尤其是斯大林提出“一国共产主义”之后，意味着苏联将中苏关系定义为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平等关系，这在根本上与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战略理念相悖，这也是中苏之间在出现矛盾和分歧时，不能通过相互妥协来维系同盟关系的深层原因。

以此为鉴，从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出发，中美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基础，同时也面临一些障碍。

从积极方面来看，冷战后美国维护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中国的崛起虽然在重塑着未来的国际秩序，但就目前来看，这一过程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赖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随着美国在全球势力范围的拓展，美国也在不断的将“伙伴关系”网络扩大到联盟以外的国家，出于国家阶段性利益考虑，中国自然也被纳入了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

中国在“独立自主”对外方针指导下，通过加强“相互依赖”的努力获取更多国际战略支持，尽管中国致力于发展与新兴国家的关系，但美国与欧盟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因此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虽然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不断松动西方主导的国际主导权结构，但是仅仅以一个单一新兴国家的力量还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在试图通过加强相互依赖关系的努力，成为一支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立足于世界舞台，弥补美国一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的不足与局限。例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亚太地区国家的命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如今东亚经济板块超越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2016年10月份在东京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中，三国经贸部长重申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RCEP建成后，将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体化市场。

随着这种区域性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之间在亚洲方面将会存在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而中美关系对美国平衡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也有很大的必要性。此外，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不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有各自的阵营，双方除了通过核武器相互威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中美两国处于在同一国际体系中，任何一方在处理全球事务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和对方打交道，一旦中美两国将对方视为“敌人”进行打击,就同时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中美两国都需要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负责。

同时，中美两国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必须受到双边关系以外因素的约束而更加趋向于合作而非冲突，且两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全球公共问题上也有很高的合作必要。

从消极方面来看，基于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美国对大国的“伙伴关系”虽然在冷战后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是美国为了维持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对大国尤其是新兴大国倾向于采取“软性”的遏制战略。因此，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虽不再是对立阵营的敌人，但中美的这种所谓“伙伴关系”呈现出消极态势，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愈发明显。

美国认为，“中国似乎在一心一意缩小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差距”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导下，美国的许多学者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挑战甚至是危险，认为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东亚的影响，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扩大，甚至有可能恢复其在东亚的传统霸权。米尔斯海默更是指出，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他认为通过体系性地研究大国的历史,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到帝国时代的德国，再到日本、苏联、美国，他们的国家实力越强大就越想要把周边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这一点没有例外。

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对华战略呈现以“遏制”为主，认为中国是美“战略竞争者”，时任美国防长的拉姆斯菲尔德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其军事战略,以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致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危机重重。但这种强势对抗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变化，美国希望通过巩固盟友关系和发展新的“伙伴关系”的方式缓解美国面对的外部压力，因此美国很快的调整了对华的战略思维。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并于2006年将该提法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出更加大张旗鼓的方式，并投入了更多的战略资源与官方的关注程度，2015年，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出台《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提出“华盛顿需要应对中国的新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美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2015年2月4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将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置于优先地位。

而美国国防部也在2015年6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将中国列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四个国家之一，改变美国一贯以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威胁的惯例。除此之外，美国注重实施一种全方位对华战略，即从主要以军事战略为主转变为包括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性战略部署。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是自“尼克松主义”以来美国的第二次全球性战略收缩，通过一系列综合对外战略措施，重新调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部署，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给中国制造麻烦，遏制中国的崛起。

而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之后，很多中国学者预测在特朗普执政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好，正如1972年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候所说的那样，相比于民主党，他更愿意与共和党打交道，他认为共和党更加的坦率和实际。然而从特朗普内阁成员的选择角度来看，其决策团队以鹰派居多，据韩国《中央日报》12月22日报道称，被提名为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弗林称，驻韩美军部署THAAD（萨德）系统是从韩美同盟层面作出的正确决定。

这意味着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可能会采取联系战略，从朝鲜半岛到“一个中国”原则，再到南海争端，美国试图将不同领域的议题进行挂钩，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压制。虽然在4月份“习特会”中，特朗普开始向中国释放出善意，但就目前来看其对华政策仍不明朗，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特朗普的战略目的必将定位在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之上，正如他在竞选时所说，他的目标就是“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要恢复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这很可能意味着中美之间会迎来新一轮激烈博弈。

外交战略是一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所制定的，在特朗普当选后，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人物的基辛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就中美关系向特朗普提出建言，他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美国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

所以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互了解，不要去谈论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两者之间的共同目标。基辛格的智慧就在于他洞悉中美之间存在差异和权力争夺的事实，但却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这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十分关键。也就是说从外交战略出发，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怎样更准确的认知中美关系；二、怎样通过寻找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缓和两者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中的分歧和矛盾。

关于怎样更准确的认知中美关系，首先，要求中美之间接受彼此的战略威慑。对于美国来讲，要对崛起中的中国及其实力有更加准确的判断，这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美国必须承认并接受中国的实力，即美国应承认中国的和平崛将会是一个持续过程的事实，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很有可能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慢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会在国内生产总值、外贸领域超越美国。

二是美国不应夸大对方的实力，中国崛起的确是一个事实，但与美国的实力仍相差甚远。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上美国的企业制度和创新能力也全球领先，美国实力的衰落主要体现在政策和制度方面。因此美国只是没有从前那么强大了，但是从绝对实力上看,美国依旧会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全球霸权。

对于中国来讲，也有两点内容：

一是中国也必须承认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威慑，正确认知美国的实际能力、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不轻易的在政策和战略上对中美关系下决断。

二是在特朗普新政府外交政策尚不成熟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平衡对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的战略分配，目前在双方对外战略模糊的情况下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更加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过程，而更加关注周边外交，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则会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战略支撑。

通过“一带一路”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空间，深化与中东和欧洲板块的互联互通，化解中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等经济压力，并通过深化经济合作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忌,进而缓解安全压力。

其次，中美两国应当认识、尊重和容忍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国家核心利益的最显著表现，中美两国外交核心理念的矛盾实际上也反映出两国核心利益的分歧。美国追求全球的领导权,他希望其听命于自己，而中国则希望不为美国所控制，从而争取独立自主的实现和平崛起。

但目前两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清楚的认知对方的核心利益倾向，美国过分夸大本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而中国则过分含糊本国的国家利益，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猜忌和误解，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所说，对方正在搞一个“百年马拉松”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垄断全球，实现霸权。

而在中国国内却是相反的论调，不少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加紧对华“包围战”，与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各种联动反制，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后对中敏感问题意在作出出格表现，不断抛出试探中方底线的言论，试图重新调整与同盟国和竞争对手的利益边界，这无疑给中美关系增加了更多的不稳定性，处理不当很容易擦枪走火。

因此，在美国迎来新一任总统，内政外交有待重新勾勒的时机，中美必须减少彼此的战略猜疑和试探，通过更加坦诚和直接的方式进行沟通，降低不必要的战略成本输出。

关于怎样通过寻找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缓和两者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中的分歧和矛盾。这涉及三个逻辑顺序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中美作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正在有效的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对于中国来讲，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并且中国能够在不让渡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成功实现和平崛起。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核武器的威慑下，中美之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因为全球化加剧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尤其是中美两国处于同一国际体系当中，他们不同于美苏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意识形态冲突且存在十分广泛的共生利益。而核武器足以摧毁人类的杀伤力使任何一方都极力克制相互之间的冲突升级。

其次，既然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战争，那么分析特朗普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战略根本性调整，答案是否定。从“百日新政”的实施效果来看，除了在人事任命上取得的一些成果，例如成功将保守派法官尼尔Ÿ戈萨奇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从而确保最高法的保守倾向外，“百日新政”的整体议程几乎全面拖延，尤其是在经济议程方面。

可以看出，虽然特朗普提出的政策计划雄心勃勃,把“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挂在嘴边，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仍然无法绕开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且越来越表现出服务于内政的色彩。“政治极化”现象是美国日趋尖锐的政治社会现象，美国蓝领工人阶层对政府和体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护其利益积累了强烈的不满，负面情绪渗透到了总统选战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基本理念冲突当中。

特朗普作为靠煽动民粹主义上台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不得不遵循一些传统的政治规律，反映在对外战略上，表现在特朗普在多个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阶段性特点，例如从竞选期间激烈鼓吹从过重的同盟义务中抽身的立场上全面后退，优先重置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提前介入中东局势，搁置美俄关系改善的进程等。

最后，就中国来讲，需要以更好的耐心和定力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行。特朗普上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美国的政策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上任伊始宣布退出TPP,到今年6月1日正式宣告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无论特朗普的言行有多么激进，在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基于外交战略的结构矛盾依旧存在，且美国国内政治体系的特殊性也限制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调整，且“百日新政”在外交上的表现要比内政平滑沉稳且正逐步向美国传统路线靠拢。

因此无论特朗普在未来的执政生涯中怎样给美国以及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变化，最终都会秉承美国国家利益，成为一名现实派总统。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际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接受《The Huffington Post》采访时指出，“美国的长期利益根本上在于加深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因为短期利益而根除这种关系。”回顾中美在过去二十年的双边关系，双方的利益从没有完全一致过，双方关系甚至出现过比当下更加紧张的时期，但双方都能够有效化解，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双方的分歧。

对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应是一种“危中有机，斗而不破”的稳定格局，中方应当已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同美国一同管控分歧，积聚共识，推动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基本认知，而外交战略则是一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所制定的。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伙伴关系”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

中美共处于同一国际体系当中，在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国际制度的制约下，双方正在有效的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且中美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仍远大于双方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存在一定的基础。

但是从逻辑上讲，既然每个国家都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对外战略，那么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中美之间因竞争关系出现利益分歧和矛盾是很正常的。

这种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妥当则可以避免冲突甚至走向合作，否则很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破裂。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新任总统，中美关系翻开新的篇章，作为21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对塑造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美之间要更准确的认知双边关系，这要求中美之间接受彼此的战略威慑，并认识、尊重和容忍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

其次，中美之间应通过寻找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缓和两者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中的分歧和矛盾。这涉及三个逻辑顺序问题：

第一，中美应相信双方正在有效规避“修昔底的陷阱”；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限制特朗普对外战略的根本性改变；

第三，就中国来讲，需要以更好的耐心和定力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行。从而以更大的利益共识缓和矛盾和分歧，进一步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最后，即将在汉堡举行的中美第二轮首脑会晤会是充满期待的，因为我们相信对于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来讲，虽然各自都面临国内政治议题的纠缠，但核心问题还在于两国是利益紧密相关且难以分离的大国。

今天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相信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在汉堡展示眼光和勇气，使两国关系不仅能够有效维护，更能通过高层密度对话，形成共识，进一步推进中美间的政策协调。（原文标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的分析；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