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德霖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本文刊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2期

监管机构必须努力不懈地推动改革，发挥外部制衡作用，更重要的是银行股东、董事和管理层认同并参与建立、推行有效的内部管治和监控制度，银行职员上行下效，推动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和经营手法，如老派的银行家一样，只有凡事以银行的稳健营运以及存户和客户的利益为先，银行自身的商业利益为次，才能重拾他们前辈所享有的信任与尊重。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不少金融机构逐利忘义的本质，出于金融稳定的需要，个别机构甚至要动用国家资源施以救助。“你消费、我买单”，引发欧美各地民情汹涌，昔日顶着“金融精英”光环的银行家一夜之间顿成众矢之的，多个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框架和标准。然而，乱世重典真的可以重建银行业的道德操守吗？ 

我们看到不少例子，一些银行抱着侥幸心理，无视规范，万一被抓个正着就将罚款作为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开门做生意。这种不良风气绝非经营之道。有人辩称，银行只需着眼于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至于存款是否稳妥，银行客户权益是否得到合理保障，应由监管机构来操心，这种看法我难以苟同。

我们并非要求银行成为只求收支相抵的公用事业。但银行获发牌照，吸纳数以百万计存户的辛勤所得作为存款，再利用这些资金谋利，这本身就可视作社会赋予的某种特权。权责相称，银行就应该恪守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规范，赚取合理回报只是 “末”，持守有道的经营才是“本”。

因此，如何重建昔日的道德操守，值得监管机构、银行股东、管理层和广大从业人员一同去深思。

银行家声誉缘何一落千丈

道德要如何重建？一言以蔽之，首重信任，有信任自然就有尊重。昔日的银行业是享有声誉的专业，客户和公众都高度信赖和尊重银行家，将毕生积蓄托付给他们。时至今日，尽管客户仍然将积蓄存在银行，但以往对银行家的高度信赖和尊重已不复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更为明显。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银行家声誉一落千丈呢？

银行运作模式和管治架构的转变导致银行股东、管理层与客户之间的信任缺失。曾几何时，银行都以个人、家族或较后期的私人合伙方式经营，银行东主、管理层与银行可视作命运共同体，一旦经营不善导致银行倒闭，资本金固然化为乌有，个人以至家族的财富都可能难以幸免，更甚者或会招致牢狱之灾。兹事体大，对经营风险自然不敢造次。银行合伙人或管理层都以银行为终生职志，经营成败直接影响个人和家族的财富和命运，因此稳健至上，不会斤斤计较个别年度的股息红利。当银行东主、管理层与银行客户、债权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信任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从19世纪起，很多商业银行已经陆续改为有限责任的公众股份制银行，其中隐含了所谓“代理人”风险，即银行股东只承担有限风险，而银行管理层投入的资金亦相对少。银行业的运作模式和管治架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激励制度，令银行股东、管理层与客户之间的利益日趋不协调甚至背道而驰，导致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失。

对美国来说，部分投资银行由合伙人形式转为公众持有制形式只有短短25年历史，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业的“糟糕”表现呢？

银行与职员之间的往日忠诚已不复见。今日，银行雇员的工作稳定性大不如前。过去，雇员普遍长期服务于同一家银行，由基层做起，逐步晋升，服务三四十年后领取退休金离职。他们视银行事业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劳资双方形成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时至今日，仍设有员工退休金的银行已为数不多，打工族多抱着过客心态，借“跳槽”争取升职加薪已成常态，个人的前途福祉不再系于眼前的雇主，银行只是职场而非一种职志。当然，这种转变是双向的，每当经营环境转差，银行也会毫不犹豫地大幅裁员以减省成本。

急功近利的冒险心态彻底改变了银行以客为本的文化。银行的业务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充，由最初简单地接受存款和放贷，到今天集投资银行、证券及资本市场甚至自营买卖活动于一身，机构庞大复杂，各种业务的经营目标、时间性和员工特点等各方面的差异可以很大，企业文化是否可以兼容这些差异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一些明星交易员在银行内的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可见银行追求短期利润增长的风气。

要讨论银行内部文化的变化，不得不提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该法案要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必须分隔，避免商业银行利用客户存款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立法之时适值美国经济大萧条，连串银行挤提事件严重打击美国经济。该法案的出台一是防范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即银行与关联公司合谋，后者向银行借款买入证券，出售图利后偿还银行贷款。二是杜绝银行以客户存款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背离银行业提供信贷以促进实体经济的本意。

然而，多年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筑起的“防火墙”不断遭到侵蚀，直至1999年被正式废除。有观点认为，这条法案的废除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曾这样总结过：“商业银行的性质应该是非常审慎地管理其他人的钱，而不是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投资银行则有所不同，他们替富人管钱，而富人能够承受较高风险去博取较高回报。”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废除后，不再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投资银行的文化明显占了上风，争取高回报变成银行唯一的经营目标，要达标就唯有不断提高杠杆比率，冒更大的风险。

客户关系的“商品化”使得通过关系的积聚建立信任再难实现。不甘于“有机增长”式的稳步发展，银行通过不断合并谋求高速增长，客户数目不断膨胀。以往银行分行经理与大部分客户稔熟，但今天面对众多的客户，除非是较特殊的私人银行，要保持较密切的客户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客户关系逐渐“商品化”，甚至变得冷漠疏离，再难通过关系的积聚建立信任。客户也逐渐把银行视作纯粹的交易平台，只要其他银行存款利率略高，马上就“蝉过别枝”。

股东的短视迫使银行偏重短期回报。银行股东方面，当今公众持股的大型银行股东数目动辄数以十万计，他们个别承担的风险有限，即使银行倒闭，也不会祸及个人或者家族的财富，更何况还可以轻易地通过股票市场抛售银行股票，脱身了事。银行股东直接受益于银行“价值”的上升，偏重短期回报，甘冒更大的风险去追求股票估值的最大化。

这种短视的取向，以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尤为明显。近年来，这些机构不断增持银行股份，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报酬取决于所持股份的年度估值，有很强的诱因要求银行争取高回报，银行的董事局和管理层也因此承受着巨大压力。更有甚者，许多银行本应通过集资去增强抵御冲击的实力，但由于集资方式会拖低短期股价，往往遭到股东否决或拖延。结果是银行为满足股东的要求而别无选择，唯有不断提高杠杆，承受更大风险。

银行业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银行业应该何去何从？虽然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运作的确有不少影响力，但银行业界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去重获公众信任和尊重，监管机构却不可能越俎代庖。昔日银行业的运作模式和激励制度跟现在已有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不能抹杀多年来银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很多有益的创新。时代的巨轮无法逆转，走回头路并不实际。但既然银行业仍是市场上借贷双方之间的重要桥梁，基于整体公众利益的考虑，我们有需要确保银行业在有效、高效地运作之余，还秉持高度的专业精神和道德标准。

目前，针对缓冲资本、流动性管理、杠杆比率、银行管理层薪酬、将接受存款与高风险业务隔离等的新规陆续出台，针对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所形成的道德风险，相应措施也已经推出。此外，监管机构还加大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障，确保银行不会惯性地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客户权益之上。

改革银行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过程必有争议、挫折甚至无可避免地反弹，但监管机构必须努力不懈地推动改革。新的标准和规例无疑可以为银行的行为和经营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但单靠监管机构和监管措施绝不可能根除银行业持份者利益分歧所引发的问题。要推动行为模式的转变，根本还是要建立有效的内部管治和监控制度，关键在于银行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的认同和参与。

只有当公众与银行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目标一致，改革才会见效，效果才能持续。只有当股东不再强求银行管理层不断提升股本回报率，银行才不至于盲目追求短期的扩充和利润；只有当银行管理层的薪酬不再与短期财务表现挂钩，他们才不会基于短期花红或认股权价值而承担过高的风险；只有当银行董事明白其不仅对股东负责，还要向客户以至社会负责，我们才能确信银行会建立和实行有效的内部管治和监控。

简而言之，银行职员要上行下效，推动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和经营手法，就如老派的银行家一样，凡事以银行的稳健营运以及存户和客户的利益为先，银行自身的商业利益为次。只有这样，银行上上下下的心态才会由想方设法“钻空子”，转化为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赚该赚的钱，银行家才能重拾他们前辈所享有的信任与尊重。

我比较讲求务实，不会无视这些改变须克服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银行股权虽然分散，但总会有一些股东，例如退休基金和资深的机构投资者等，深明短视主义所需付出的长期代价，敢于抗衡这种倾向。在银行董事局层面，只要得到股东和监管机构的授权和支持，独立非执行董事完全可以在制定落实妥善的内部管治与监控制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于银行管理层和职员，只要股东和董事局能树立适当的价值观，实行有效的监控和薪酬制度，他们的行为模式将朝着我们所乐见的方向转变。

银行业今后何去何从，选择在银行家手中，监管者的取向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银行本身究竟走一条怎样的路。我衷心希望监管者和银行能够携手合作，顺应社会的意愿和期望，促进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刊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