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整地回答亚洲金融的未来，必须要对全球金融走势有一定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预测亚洲实体经济的未来吗？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只是金融问题，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金融、社会、文化、哲学和历史的整个生态系统。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经济学界认为他们已经打败了商业周期，而央行行长则认为，他们的模型足以应对衰退。但就连艾伦·格林斯潘（Allan Greenspan）现在也承认，大家的经济模型都错了。这就像船长指责他的指南针和图表出了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其次，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意味着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因此调控系统的一部分可能带来比治疗更糟的结果。任何人必须谦虚地承认，对于这个复杂和动态的世界，不可能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认为可能存在一个全球政府、全球央行或财政部门，甚至是一套适用所有人的标准和规则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过是一个白日梦。一个集权系统可能会变成一个庞大的、无法控制的官僚机构，以致加剧系统性问题。

　　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人才移民和互联网，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金融、法律和监管仍然是在国家的范围和权力之下。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是，世界贸易和权力仍然将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分割。

　　第三，我们已经认识到，当监管过度时，商务和交易会逐渐转移到影子或非正规领域，如欠监管的影子银行。当然，正规监管机构将需要更多的权力才能覆盖到影子领域，但因为它们没有阻止上一次危机，我们凭什么相信，给予它们更多的权力，设定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的更复杂的规则，将解决甚至预防下一次危机？

　　第四，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包括亚洲金融的份额）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债务和短期资本。在金融自由化开辟了金融创新和全球化之后的30年里，总体杠杆率（金融资产规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100％上升到了2012年的370％。欧洲的再杠杆率（leverage up）最高达545％，作为金融中心的英国则最高达786％。如果包括金融衍生工具，杠杆率还要更高。

　　当前金融体系是债务驱动的原因有二。第一，股市是面向大型企业，而非中小企业的融资。股权融资比借贷融资的成本更高。第二，税收优惠更偏向债务而非资产。债务利息和银行贷款损失可以抵税，但资本损失不能抵税，且实际上股息是源头纳税。

　　例如，在中国，于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只有2500家；有超过500家企业正等着首次公开募股（IPO）。与此相比，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有1265万家。在2012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IPO共募集164亿美元，而私募基金投资了680个项目，总价值达198亿美元。这表明，在向项目注入股权资本和长期资金上，非正规资本市场正开始变得比正规市场更加显著。

　　亚洲缺乏长期资金和股权资本，因为亚洲的体系主要依赖短期银行贷款。亚洲的管理资产（assets under management）（包括退休金、保险和共同基金）规模是GDP的33％，而银行资产的规模则达到GDP的186％。

　　亚洲将从制造业为主导的老产业结构向新绿色经济——知识型服务驱动的结构——转型，国内消费将补充出口成为增长引擎。这需要极大的技能和资源升级，金融部门将在资金支持和企业培育上发挥作用。

　　亚洲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将是中小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与跨国企业携手合作。在绿色技术，以及连接亚洲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中印之间经过缅甸的内陆路线）的巨额投资，将推动亚洲实体部门的发展。亚洲内部贸易正在突飞猛进地增长。

　　好消息是，亚洲地区整体并不缺少储蓄，因此无需依赖于外部资金。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区域内配置这些过剩的储蓄，以促进整体资源配置的改善。

　　亚洲金融在未来必须着眼于长期，从债务向资本转型，集中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如通过伊斯兰金融），提升财富管理，并更有效地为中小企业、贸易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和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最新报告——“2020年亚洲金融”（Asian Finance 2020）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要加强亚洲金融体系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