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 常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今日发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系统分析了国际金融体系演变、问题和趋势，全面展示了中国所处的外部金融环境，并阐述中国的政策选择。该书认为，金融自由化、创新和监管动态博弈，过度与缺失都会破坏金融稳定性。金融自由化具有增长和波动双重效应，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次序和速度决定金融自由化的成败。金融创新有利有弊，过度创新只会增大金融风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历程将十分漫长。货币本位从黄金脱钩已不可逆转；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解决不了广义特里芬难题；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正从单极向多极过度；各国汇率制度的趋势从缺乏弹性向更大灵活性转变。然而“超主权货币”在现阶段仅为一种理想，多极格局尚未形成，美元地位具有惯性。而且多极体系是否增强国际金融的稳定性仍有争议。

　　近年来危机策源地由新兴市场转为发达国家，但在危机传导和成本分担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处于被动地位。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无法避免，政策所能做的是防范同类危机重演，并降低负面影响。近期美联储量宽退出政策给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造成新一轮冲击，这将使本轮危机终结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过去30年尚未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是未来10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同时面对全球去杠杆化，能否再度成功地避免危机爆发是一个重大挑战。

　　金融自由化、创新和监管动态博弈，过度与缺失都会破坏金融稳定性。金融自由化具有增长和波动双重效应，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次序和速度决定金融自由化的成败。金融创新有利有弊，过度创新只会增大金融风险。危机过后各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改变了以往坚持的“华盛顿共识”立场，适度的资本账户管制成为可接受的政策选项。但是金融监管不能阻止创新，而是要降低风险和采取有效危机救援。中国长期以来是创新不足和监管过渡并存。有序推进金融自由化、鼓励创新和适度监管是中国适当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将改变国际货币格局，也同时倒逼中国国内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减少外储资本损失，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个平衡因素。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成为政策目标，而是通过创造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促进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然而，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微观制约因素，而且与其它政策是否有效协调，关系到中国金融开发和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持续推进。

　　区域货币合作有助于亚洲国家对抗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具有高度的区域传染性，而1997-98年危机期间IMF救助滞后、条件苛刻、形势误判，适合本区域的货币合作机制严重缺位。在东盟、中日韩之间建立的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是主要危机防范和救助机制，也是对现有国际全球多边机制的重要补充。亚洲货币合作，理想的路线图是在短期建立有效的危机救助机制，在中期建立区域监控机构，在长期实现汇率联动或建立亚元。然而，这一路线图实施障碍重重。一是欧元区危机对区域货币联盟理论和政策带来双重挑战：单一货币无法消除内部结构失衡；货币联盟需要财政统一和金融监管的统一。欧元区命运对亚洲货币合作有示范作用。二是中日合作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石，然而中日之间经济、政治关系的动态变化，将区域货币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三是亚洲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不利因素。

　　真实汇率升值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弹性汇率制度顺理成章。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必然会带来真实汇率（名义汇率扣除价格因素后的汇率）的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国内通胀较低的情况下，真实汇率升值需要名义汇率相应调整；如果人为压抑名义水平，就会出现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的严重背离，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真实汇率升值往往伴随工资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提升，这是国民财富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过程，既是中国以新兴大国的角色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并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促进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国在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同时，自身也受到全球规则的制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必然要加速推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开放。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以国际视野为前提，反思中国自身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