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6岁的刘明康来说，十年前的2003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

　　2003年4月，银监会在非典肆虐下的北京低调挂牌，刘明康出任首任主席；同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诞生；9月中国最高决策层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大手术，实施股份制改革。

　　这场日后被冠以“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实践，可谓是中国羸弱不堪的金融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场关键战役，刘明康无疑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谋划者和执行者之一。

　　还在2003年早春，刘明康就向高层领导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思路，第一步便是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国有金融体系“主人到处都在，主人又到处不在”的产权越位与缺位问题。用刘的话说，要坚决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画上句号，而这恰是此轮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即“真正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变成现代的商业银行”。

　　他同时明确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战略思路。即在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重组改造的同时，抓好全国三万多家农村信用社的改组改造工作，使广大农村能够有一个基于商业原则、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服务。所谓“带中间”就是在国家重点抓好两头的情况下，带动各省、市、自治区及二级城市搞好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众多城商行改革。

　　2003-2010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进程加速推进：由亚洲最坏的银行到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从技术性破产的刀刃上“起死回生”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的淬炼“独树一帜”，中国银行业的领头羊们浴火重生不到10年时光。

　　截至2012年末，按市值排序，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均进入全球银行前十名，工、建两行连续六年名列全球银行冠亚军。这是制度变革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金融的历史。

　　时隔多年，世人才知晓，这是中国金融改革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近期，本报独家专访了银监会首任主席刘明康，试图借助这位历史亲历者的视角，还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有银行改革决策和实施历程，历经注资、重组、股改和上市四部曲的种种曲折，以及这背后历史的博弈和抉择。

　　2013年，恰逢中国银监会成立十周年。诚如刘明康所言，过去十年，银监会所做的最大一件事，乃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支持下推进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银行业，从最大的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到最小的农信社，从此不再找财政和政府，而是面向市场去补充资本金和依法依规发债；背水一战后的银行业可以自己有一套机制去面对拨备不够和打销坏账的问题，而不是再依赖政府”给政策“，一波又一波进行坏账剥离或财政注资……”

　　毋庸讳言，制度变革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至今让中国银行业受益匪浅。在中国经济步入下一个政经大周期的重大历史关口，重启改革成为中国金融业的必然选择。

　　正如刘明康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不能陶醉于斯。

　　这是一场未竟的征程。因为，金融改革是否到位，关系到中国能否由一个计划经济体系成功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

　　亚洲危机后的“大手术”

　　“这时候，才接受资本金的概念”

　　1998年3月份，52岁的刘明康刚刚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这距他踏入金融业已近20年。20年间，从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一名基层职员到历经伦敦金融中心的洗礼，拥有英国伦敦城市大学MBA学历的刘明康，凭借其独特的国际视野以及丰富的金融实践，迅速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技术派金融官员。

　　1998年也毫无疑问是可以被定义为决定性时刻的年份。此前一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个时候，中国才意识到自己脆弱的金融体系酿成了多么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巨额不良贷款，薄弱的风险管理与内控、IT与信贷决策机制，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隐忧。

　　进入人民银行的刘明康专门负责银行监管，不到两年时间里，他负责、参与了2700亿财政注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组建、1.4万亿不良资产剥离等一系列解救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大试验。

　　刘明康回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进程是连续的，归功于党和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下决心对银行业进行整治，这个功不可没，“当年力排众议，国家通过了《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总算有法治了。1995年以前没有法的，统统用文件来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金融业。”

　　“在这以后逐步在探索，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及时敲响了警钟。当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胡祖六有一个估计：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20%以上。而且银行资本金与贷款损失准备提取都严重不足，为弥补贷款损失与资本缺口，有可能需要12000亿元以上的资金。

　　中国决策者意识到，中国国有银行部门存在亚洲邻国银行部门所具有的弊端与问题——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任意命令和干预银行，将大量信贷投入效益低下甚至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银行业风险聚集的根源所在。

　　此时的刘明康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幸免，在于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境外资本不可以大进和大出，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客观原因就是没有境外资金进来冲击你。”

　　中国也未能阻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1999年1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一大批城信社和农信社关闭。启动了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潮，广东粤海被迫重组，其中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的清算关闭也是标志性事件之一。

　　据刘明康回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广国投破产清盘，几百家城信社的关门，光一个广西北海就干掉了12家信用社，一时间大有风声鹤唳之势。

　　“那次危机，使得我们清醒了很多，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治理和监管应当要认真了。”刘明康说，“到这时候，上上下下才开始接受资本金的概念，也才开始懂得贷款等银行资产应按风险形态分类管理，提足拨备。”

　　在这之前，中国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财政和银行，这两个口袋，是可以挪的，反正都是国家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100%，不需要拨一分钱。”

　　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冲击了中国的固有成见，人们意识到，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泰国和印尼，几乎整个亚洲的银行业都在急剧动荡之中，不少银行破产倒闭，更多地寻求外界支持和被迫重组。这时的中国，开始懂得商业银行要做到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十六字方针意义是何等重要。

　　这个很简单又很根本的治理机制，让决策者意识到，“即使国有银行，也要有一个资本金，也要给它算一个单独的账，这个观念接受了。”

　　观念转变的背后，则是残酷现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末，四大银行总资产87822亿元，但资本金仅有3062亿元，资本充足率大约是3.5%，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资本金不足使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低于风险的能力低下，无法进行下一步改革。

　　“这样就有了1998年2700亿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一次财政注资。”刘明康告诉记者。

　　1998年，在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多次磋商下，最终采取四大行定向购买财政部发行的30年2700亿特别国债的方式解决资本金问题，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明康是这一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他将之称为1998年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第一波。

　　但仅仅一年多，人们又发现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在不断扩大，将原来的注资功效回归于初。1998年6月，完成注资的四大行1997年底的名义资本充足率勉强达到8%，而到1999年6月底，庞大不良资产的剥离又使其大幅跌落到8%以下。

　　在央行积极建议下，中央下决心从1999开始，组建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手里剥离共计13939亿元不良贷款（包括国开行的不良贷款1000亿元）。

　　时任央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康是这两个重要工作的组织者，目睹并参与了海发行破产、广国投、粤海的破产，全国城信社的关闭与清盘，也详细经手了不良资产剥离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过程，“当时还是国家经贸委和相关部委和我们紧密合作，详细鉴别哪些该剥哪些不该剥，一一落实到借款企业和相应债权银行。”

　　这段时期“裁判员”的角色训练，为他日后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解救光大集团和中国银行两大难题，成功扮演“运动员”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7月，刘明康被紧急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2000年初，刘明康又接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一职。

　　从这开始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刘明康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再度坐回“裁判员”角色的几年“运动员”生涯中，他注意到，即使由财政注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700亿，并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坏账后，国有独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仍然在20%以上的高位运行。

　　“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当画上句号了”

　　“当时我拿到银行2002年的监管报告何所附数据时，简直是不堪入目。”

　　待到2003年4月份银监会成立时，刘明康拿到四大行的报表时如是感慨，如果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的严格标准判断，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确实如外界所言，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1998年启动的改革还需大力推进，中国国有银行重生机制并没健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的又一轮扩展再次使自己陷入困境。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达1.7万亿，不良贷款率为21.4%，远远高于国际标准；据检查测算，实际贷款损失约1.4万亿，占全部贷款的16.3%，加上非信贷资产损失约8150亿元，资产损失总额达到2.2万亿，加上其他不良贷款，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实际已为负数。

　　即便信贷风险控制较好的中国银行，当时不良贷款率也在23%-24%左右。如果说把所有的表内表外不良资产再严格划分的话，还要再增加10个百分点左右。

　　“当然不能低估剥离的效果，不剥离就是在上面再加整整十个百分点。”刘明康执掌中国银行时，便坚持在不良率23%-24%的基础上再加十个百分点来考核，尽管这些不良资产已经剥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但是成因、教训，换句话说，风险还留在银行。

　　刘明康和他领导的银监会意识到，1998年的财政注资和1999年开始的不良资产剥离，从机制上来说，还必须深入探讨，因为我们必须为中国银行业找到一个健康的内生动力，“过去多年了，中国的银行，有了困难就找政府，找财政增补资本金，而自己并没有提高作业水准，贷款五级分类实际上回到四级分类……这不是一个抵御风险的健康机制。”

　　2003年，刘明康和新成立的银监会带来的是一套全新的思路。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坚决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画上句号——“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意味着银行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国家，要补充资本金当然管国家要，出现了亏损当然要向国家汇报，然后国家去帮它撇账。”

　　刘明康展示给大家的体制，就是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变成国有商业银行，告别独资身份，让渡部分股份出来，吸引境内外合规的机构投资者，“先打扫好自己的院子，然后迎接客人，就是通过上市的办法，引进更多的投资者，引进市场机制，尤其是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透明度建设。”

　　当刘明康提出这一设想时，几乎所有的人表情都很凝重。十年前，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金融业，摆脱独资身份要面临多大的政治和舆论双重压力或许不可想象。

　　事实上，针对民营化和引狼入室的质疑和批判始终贯穿了整个国有银行改革始终，到后期又演化成国有资产“贱卖论”和“卖国论”，改革者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国有银行必须付出相应代价——信息必须充分披露。“你过去有多丑，现在有哪些进步，进步度有多大，你必须如实报告给所有的股东，也就是你必须对所有的主人负责。”

　　过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之下，“当你往后退步时，主人往往是缺位的；而当你想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主人都冒出来了，‘婆婆到处都是’。于是银行”死猪不怕开水烫“，可以将不良贷款的责任推给政府，因此它不能背水作战。”

　　2003年，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背水一战，要改变的就是这个机制。用刘明康的话说，银监会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中国银行业从最大的工农中建交，到最小的农信社和村镇银行，从此不再找财政和政府，而是面向市场去补充资本金，自己去提足拨备，自己去撇坏账，一句话自己去面对经营上的问题及其风险。

　　背水一战

　　“本来要将农行一分为二，我不同意”

　　步入2003年，中国银行首先拿下试点资格，这与刘明康2000-2003年执掌中行三年的努力不可分割，当时的中行是四大行中资本充足率最高，不良相对较低的一家银行。同时，2001-2002年中银香港历时18个月的重组，并在香港成功上市，为日后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应当说中银香港的上市是非常成功的。”一位中行退休高层告诉记者，当时中银香港重组涉及近一万亿港元资产、14000员工、涉及12家银行的股权重组、资产重组和信息科技整合，规模巨大，影响广泛。最终中银香港招股定价为每股8.5港元，其1.65倍的估值水平赶上了渣打银行。

　　刘明康恰是这一杰作的操刀者。

　　“但是，绝对不能从中行一家做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竞争。”在刘明康看来，“如果只从中行一家改革的话，搞得好它会骄傲，搞得不好呢，会被指责为改革不对了。”

　　最终改革方案选择了“中行+建行”，再加一个“比国有银行还像国有银行”的交通银行，即“两个半”作为第一批改革重组试水的先锋，改革遵从的是先易后难的原则。

　　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刘明康看来， “引智”和“引资”同等重要——“我跟它们讲必须引进境内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来帮助重组，帮助设计部门业务流程及制度、公司治理理念和信贷文化，然后把所有岗位人重新起立，按新的岗位竞聘上岗。”

　　然而，这场“引资”与“引智”的改革努力，招致的非议也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时隔多年，针对当年甚嚣尘上的“阴谋论”和“贱卖论”，刘明康简单算了一笔账——“战投只占20%，但整个银行净值卖出了三倍以上，也就是国家自己的80%也变成了三倍，原来国有资产100块钱，现在变成了240，它只拿60块钱，而且还有至少三年的锁定期。”

　　刘明康认为，这套机制阶段化地成功改造了中国银行业的文化。无论是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的合作，还是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均成为一时典范，“美国银行最高峰的时候派出了200多人的团队，确保建行的国际服务里面，比如贷款，信用证，担保、流动资金贷款，都能跟美国银行的客户服务无缝对接。”

　　待到2008年，四大行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农业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革总体方案时，市场已是风云突变，美国次贷危机拉响了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警报。

　　“我们是马不停蹄，做完了这三家就去争取工行，工行运作同时马上就酝酿农行的方案。”刘明康一贯看重时机，也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待到农行上市时，情势也相当紧张，“国际金融市场每10年左右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如果没有赶在这之前把四大行全都上去的话，我们就真得失去一个战略机遇期，国有资产就真的会流失很多。任何金融危机中，银行的估值总是首当其冲的。”

　　农行的复杂性超过了之前几大银行，方案也曾反复论证，一度听到欲将农行分拆为二进行上市的声音，但刘明康的坚持，最终成就了农行的现在。“农行最后的方案，反复讨论产生，说农行太大了太差了要一分为二，我不同意。”

　　在刘明康看来，在一个科技网络时代，服务业的网络十分宝贵。更重要的是，将农行一分为二，强行分拆成“好银行，坏银行”，这在过去国企改革中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不大成功、遗患甚多的实验。

　　这便是农行坚持整体上市的由来。从最终结果看，五家大型银行上市PB（市净率）估值都在三倍以上，相较后来出现的不到1倍的PB，“贱卖论”不攻自破。2012年银行的市净率仅有1.1倍。

　　“我们替国家卖了个好价钱。”刘明康说，到2011年上半年，财政部告诉刘，除了农行还在进行时，其他几家银行财政前期投入已经全部都回来了，纳税人没有交一分钱。

　　按照改革方案，在强制性体改阶段，几大行与财政部、汇金等国有大股东约定，分红率高达45%，此后逐步降到35%，如此大的分红，不仅补上了此前财政部的窟窿，国家由亏钱到赚钱，汇金公司也从商业银行获得的巨大分红，中投公司因此保持了很好的账面盈利。

　　至于伴随期间的金融安全论和威胁论，刘明康坦率地说，主持银监会八年间，支持33家国内银行引进了40多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没有发生过一起由此因此的妨害金融安全或风险事件。”

　　财政部一位部级领导曾向刘明康亲口表达谢意，称赞其“办了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业从此告别了出了问题去找市长而不去找市场的局面。

　　“今天银行业被千夫指，说它的服务还不够好，信贷文化不够好，风险暴露还是比较多，现在坏账还在上升，还有跟影子银行有割不断的联系等等。这些我们必须承认。”刘明康说，但是说到底，这是市场行为，银行业建立了背水一战的机制，监管又有了进步，所以这个行业会不断查找自己的底线，这个机制建立了。

　　2010年2月，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将2009年度风险管理大奖同时颁给中国银监会及其主席刘明康。作为全球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金融风险管理专业组织，这是GARP第一次将该奖项颁给来自亚洲地区的候选者。

　　“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的红利和动力，这一点毫不置疑。”刘明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