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2012年同比增长7.8%，尽管明显弱于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速，但已经实属不易。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7.9%，也扭转了持续10个季度的经济下滑趋势。

　　随着欧美经济的进一步稳定，以及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展望

　　相对正面和稳定。笔者认为，在城镇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能够在2013年达到8%以上的增速。

　　“去库存”进入尾声

　　在分析2013年的经济前景前，首先需要了解，目前的中国经济的状况如何。在市场关注度较高的GDP数据之外，笔者认为以下的一些库存指标也相当重要。

　　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量在今年年初的第一个星期达到了7297万吨，与上个星期相比出现了大约3个百分点的回升。

　　更为重要的是，铁矿石的港口库存量跌至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与2011年第一季度的峰值相比下降了大约30%。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也迅速逼近160美元/吨，与去年第四季度的低点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笔者调研，随着近期需求上升，中国钢厂开始购买更多的铁矿石。市场消息也显示，中国钢厂的平均铁矿石库存近期上升至25 天的用量，而在去年第四季度时则大约为15 天，但仍然低于历史平均30 天的用量。这意味着中国钢铁企业已经结束“去库存”，并开始“补库存”进程。

　　此外，到去年年底，煤炭社会库存以及山西主要矿商的煤炭库存都达到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点；而中国重点电厂的电煤库存量也达到了30天的平均用量，这几乎是历史均值的一倍。

　　而眼下，煤炭社会库存已经开始缓慢下滑，而电厂的电煤库存则到去年年底下滑至20天的用量，煤炭价格也因此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以焦炭的现货结算价格为例，其价格也在近期反弹至1650元每吨，与去年9月份的低点相比出现了将近30%的上涨。

　　而在产业链的下游，商品房的成交量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放大，新建住房的存量也逐步回到合理区间附近。

　　“去库存”基本完成，对于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预判十分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痛苦的调整后，重新拥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

　　外需下行风险有限

　　接下来，笔者将从外需和内需两方面对整体经济进行梳理。

　　在分析外需前，首先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出口数据是否真实？事实上，中国的出口数据与港口吞吐量之间的“数据打架”现象，值得市场进一步的关注，这种现象在去年12月份尤其明显当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长14.1%，但主要港口的吞吐量却出现了一定的走软，以最大港口上海港为例，当月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速几乎为零。

　　市场也发现，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在过去数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对其他经济体的出口量却鲜有表现。同时，保税区的贸易量也明显增加。这些都造成了市场的一个担忧，即很多出口只不过是在“境外”短暂停留，但通过这种办法，却可以获得出口退税。

　　据媒体报道，很多行业协会的出口数据都显示为负增长，但2012年的全年出口却增长了8.3%。

　　数据本身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但背后的深意却不言自明。从中期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下降以及“入世”效应的减弱，意味着贸易难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我们也认为，中国需要改变一直以来“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政策导向，重新树立更加平衡的贸易政策，并更加顺应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推动国内服务行业以及私人消费的增长。

　　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的外贸前景，可能更加有意义，即外需未来将逐步为中国经济提供“基本量”，却难以提供明显的“增量”。

　　2013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前景可能进一步好转，这意味着中国外贸行业的下行风险较为有限。

　　城镇化率被高估

　　内需则毋庸置疑地指向了“城镇化”，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城镇化是否存在着明显的潜力，我们需要从城镇化率说起。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指在一个国家中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联合国根据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估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1%的水平上。

　　然而，也有一些评论指出，中国的官方城镇化率数字低估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城镇居民指在城市中居住的非农人口，这意味着在城市中谋生的农民工群体并不被定义为“城镇居民”。直到2006年，在中国的官方统计定义中，“城镇”才被定义为行政市或者行政镇。

　　有必要强调这样两点：第一，在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城镇”不仅包括城市区域，也包括由城镇提供公共服务的乡村，这意味着中国对于“城镇”的定义是较为宽泛的，这也可能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第二，城镇人口指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包括居住期限已经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群体。

　　如果将持有非农户口的人群排除，调整后的城镇化率水平大约比官方统计值低13~15个百分点。

　　农民工群体在获得社会保障方面则仍然较为困难。根据中国法律和官方指导，农民工群体需要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农民工群体的社保覆盖率仍然较低。

　　因此，如果我们使用“是否能够公平获得公共服务”这一定义，中国的官方城镇化率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实际的城镇化水平。

　　除了基础建设的投资之外，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来说，提升所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则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需要对现行的户口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以保证所有农民工能够公平获得公共服务。跨国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整体公共支出仅为GDP的25.1%，这大大低于经合组织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41.6%和33.1%。

　　寻求“改革红利”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也已经确认，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寻求“改革红利”，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是未来的必选项之一。这其中，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先行，金融行业的进一步改革也开始箭在弦上，但从经济结构本身来看，改革仍然需要“啃骨头”。

　　城市户籍改革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就必须摒弃对其的户籍歧视，同时也需要实现社会保险的可转移，让农民工能够有动力加入社会保障体系。而中国的所有城市却几乎都对农民工的“加入”持有反对意见，因为这导致了城市公共资源的紧张。

　　笔者认为，政府需要改变思路，城市公共资源的紧张，事实上正表明经济发展仍然大有潜力。事实上，中国不仅需要“硬件投资”，也需要在“软建设”上更有作为，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并提升城市家庭的收入。

　　同时，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则需要进一步破题，在大幅提高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金额之外，如何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则需要更具有长远眼光的思路。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需要丰富城镇化的内涵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即需要更多地关注内需，同时保持外需的大致稳定。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作者：刘利刚来源《陆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