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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银行业作为美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荣辱缩写了美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近代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自由发展阶段（1838年-1930年）

       1838年《自由银行法》的颁布开启了美国早期金融业自由发展的大门。一方面， 任何人以10万美元资本金可开设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业允许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既可办理信贷业务，又可从事投行、保险业务。宽松的准入资格和巨大的利益诱惑强烈刺激美国银行业，银行数量迅速增加。

       1927年《麦克法登法案》禁止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外部竞争者的减少更为小银行的快速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随着银行业高速发展，统一规范和严格监管的缺乏也造成银行业乱象丛生。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银行挤兑风潮。3年间9000余家银行因此倒闭，转而威胁到大量企业经营，严重破坏信用体系。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混业经营被认为是引发大萧条的重要因素。

2．分业经营阶段（1930年-1960年）

       1933年美国国会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银行混业经营，限制小额存款利率，银行业自此进入严格管制期。这一时期，银行业经营业务较单一，经营范围、业务规模受限。

       随着二战后海外市场需求增加，为谋求业绩新增长，银行业开始拓展国际业务。对于当时的美国银行业而言，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不仅不受分业经营限制，也可以突破利率等国内严格的监管管制，美国银行业逐渐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领先定位。

3．利率市场化阶段（1960年-1990年）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信誉受冲击，多次爆发美元危机。1973年3月，欧洲各国达成协议，对美元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瓦解。

       这一时期，国内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严重，金融市场脱媒化加剧，传统存贷业务规模扩张受限，盈利空间减小，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经营风险加剧。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成立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委员会，承诺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Q条例）。1986年《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和《储蓄机构法规》相继出台，美国彻底实现利率市场化，为银行业带来机遇与挑战。

4．完善监管阶段（1990年-至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各国银行业放松管制、抢占市场。1994年《瑞格-尼尔法案》解除跨洲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限制，带动了银行业的并购热潮，小银行被兼并、数量锐减。1999年《格雷厄姆-里奇-比利雷法案》放开银行业经营领域，美国银行业重新进入混业经营模式，银行业务向全金融业拓展，宽松的管制为银行业的发展带来极大推动力，但肆意发展也带来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表外业务与自营交易做了严格的限制与监管。对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的限制实际上是向分业经营体制某种程度的回归，但混业经营的格局依然保留。美国银行业试图在分业和混业之间寻求平衡。

        从《自由银行法》颁布，推动了银行业自由发展；到经营地域、经营范围受限，加紧海外扩张；再到利率市场化，解除跨洲、分业经营限制，加大金融市场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银行业在探索中逐步完善，形成独具特色的银行体系。

       随着美国开启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对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加大，银行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加重，1980年起15年间近3000家银行倒闭，金融危机也更加频繁。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以来，美国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分别以1990-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机、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危机和2007-2009年次贷危机等事件作为分界点。

1．股指走势：危机期美国银行业股指先于大盘下跌

       经济危机期前，美国市场利率呈现1-2年的上升期。利率上升对企业经营带来考验，高额负债、无法付息的企业往往难以为继，企业倒闭或是推动经济危机原因之一。经济危机期间，宏观上表现出GDP增速骤减，市场利率连续下调等现象。而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投射到股市中，大盘走势随之连续下跌。

        基于宏观角度,一方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稳定而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其行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呈现高度同步性；另一方面，银行业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它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成果。因此, 在这些危机中，银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从标普500银行业股指走势中可以看出,受经济影响股指分别在1989年9月、1998年7月和2007年2月达到峰值后下跌；而大盘股指则在1990年9月、2000年8月和2007年9月开始下跌，滞后于银行股指6个月-2年时间。数据表明在面对经济下行时，银行业股指会先于大盘对危机作出反应，对大盘具有预警作用。

2．规模状况：危机期资产规模缩减，结构调整，不动产、工商业贷款缩减明显

        1）  资产规模：危机引发银行业并购热潮，银行数量减少且总规模略降

        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共出现三次银行倒闭潮：

       一是1930-1933年，三年的大萧条使银行数量骤减。随着《麦克法登法案》颁布，禁止银行跨州经营和宽松的外部监管环境为小型银行带来利好，使其经营和竞争压力降低，在各自洲内存活壮大。1984年美国银行总数更高达17901家，其中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银行高达13807家，占银行总数的77%。

        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和滞涨问题困扰美国，在通胀不断升高和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政府放开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后，小银行数量锐减。一方面，80年代经济衰退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高筑，小银行在争夺资源方面缺乏优势，经营风险的提高容易诱发倒闭；另一方面，1994年《瑞格-尼尔法案》解除了跨洲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带动银行业的并购热潮，小银行大量被兼并收购。

       三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银行数量降幅加剧。2016年银行总数降至5913家，仅为1984年的三分之一。其中，总资产低于1亿美元的银行减少至1541家，占比仅26%。融资成本、不良贷款升高或为小银行被收购、倒闭的主要原因。

        银行数量递减的同时，美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自1995年快速增长，2016年末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16.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09%。1990-1992年、2009-2010年期间，由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资产规模有小幅下降。其中，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资产规模比重由1984年27.46%%上升至2016年81.95%。大型银行不断通过并购和规模扩张实现壮大。

       2）  存贷款结构：危机期存贷款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其中存款占负债比重上升而贷款占资产比重下降

       经济危机期，美国银行业存、贷款同比增速呈现大幅下降，资产端的贷款同比增速波动尤为明显。危机期，政府采取救市政策，释放流动性，银行业国内存款总额占负债总额比重上行。例如，2008年3月美联储为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资金、联邦政府接管两房，10月美国国会通过救助计划，相继出资救助花旗集团等银行，帮助美国银行业加速恢复。而危机期贷款占资产比重下降，大型银行降幅尤其明显。一方面，实体经济状况差使银行业贷款投向受影响，而大型银行投向企业的贷款规模大，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为维持盈利能力，银行向其他生息资产方向业务拓展增加，大型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优势高于小银行。因此，大型银行危机期贷款占资产比重降幅高于中小型银行。

       3）  贷款行业结构：危机期不动产贷款、工商业贷款规模缩减明显

       2016年美国银行业贷款行业分布中，不动产贷款4.60万亿美元，占比49.47%；工商业贷款1.94万亿美元，占比20.80%；个人贷款1.59万亿美元，占比17.08%，以上三类是贷款的构成主体。

       危机期不动产贷款和工商业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大，贷款规模缩减明显，尤其是不动产贷款在次贷危机后呈现大幅下降，直至2013年有所回转。而个人贷款受危机影响较小，在不动产贷款和工商业贷款下降期，上行加速。

3．息差结构：危机期息差先升后降，中小型银行净息差高于大型银行

       利率的变动直接作用于负债端，在计息负债成本率中得以体现，而对资产端的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存在滞后，因此在利率变动初期净息差会呈现相反走势。经济危机期间市场利率下降，计息负债成本率率先下降，随后是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因此，危机期净息差先上升后下降。

       从不同规模角度，美国中小型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和计息负债成本率均高于大型银行。资产端，中小型银行在其所在区域具有较高议价能力，生息资产收益率约高于大型银行1个百分点；而负债端，中小型银行需要提高其存款利率以获得足额存款，但由于市场整体利率较低，中小银行的计息负债成本率仅高于大型银行约0.1%。净息差为生息资产收益率与计息负债成本率二者相减，因此美国中小型银行的净息差高于大型银行。危机期，大型银行净息差受影响波动大于中小型银行，且不同规模银行间净息差差距收窄。

4．资产质量：危机期大型银行不良率高于中小型银行，拨备消耗严重

       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实业企业无力还款，造成大量不良贷款，给银行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经济危机期间增长迅猛，尤其是次贷危机期间不良贷款率上升至5.44%，是危机前最低值0.74%的7倍。不良贷款率自危机开始时上升，在危机后1-2年达到顶峰，经过3-5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一场危机影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往往长达5-10年时间。

       大型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于中小型银行，而拨备覆盖率则持续低于中小型银行，且大型银行受危机影响波动高于中小型银行。如，2008年次贷危机中，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7.39%，约是资产为10-100亿美元银行的2倍。主要原因是大型银行从事大量投行业务，次贷危机期间投行业务大面积受损，资产不良率增大，消耗大量拨备，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调整恢复。

5．盈利能力：拨备大幅计提导致危机期银行业净利润锐减

       1）  收入结构：危机期利息收入和支出受利率影响下跌明显，但净利息收入逐年增长

      从利息收入结构中可以看出，危机期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受市场利率影响下跌明显，尤其是2008-2010年利息支出下降约80%，而净利息收入未受明显影响，逐年增长。主要原因是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波动幅度加剧，而利息收入中占比达80%的贷款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中占比约60%的存款利息支出，二者受利率变动影响明显，带动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同涨同跌，而利息收入降幅小于利息支出的降幅，使得银行在利息收入下降的状况下，仍保持了净利息收入逐年增长。

        2）  净利润：拨备大幅计提导致危机期净利润锐减，目前仍处危机后恢复期

       经济危机期，美国银行业加大坏账和准备金的计提，尤其是次贷危机期间资产减值损失一度高达1930.4亿美元，大量减值损失严重侵蚀利润；另一方面，由于股市崩盘，而银行业手中往往持有较多股票，因此造成大量证券投资损失。拨备大幅计提和投资亏损导致净利润负增长，甚至为负值。

6．估值：危机期估值下降，随着经济复苏估值有望上涨

       经济危机期美国银行业遭受沉重打击，PE和PB受影响较大。截至2016年12月31日，标普500银行业指数PE为15.05，PB为1.19。近年美国处于危机后恢复期，经济温和复苏，银行股指有所回转，与危机前相比估值仍有上涨空间。

7．小结

       经济危机中，美国银行业股指先于大盘下跌；存款比重上升，贷款比重下降，尤其是不动产、工商业贷款下降导致资产规模缩减；市场利率下调，直接影响银行业生息资产收益率和计息负债成本率，净息差先升后降；而美国实体经济疲弱也严重导致不良贷款上升，拨备覆盖率下降；拨备大幅计提和投资亏损直接导致收入虽有所增长但利润出现负增长，甚至负值的情形。

       随着经济温和复苏，近年美国银行业发展也呈现出积极态势。银行总规模快速增长，规模结构优化，存贷款数额稳步上升；净息差首度出现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得以改善；拨备计提正常化，收入、盈利增加，不盈利银行和问题银行数量下降；资本充足率达标；估值也有所回转。这些都是美国银行业正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表现。

       经济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美国银行业都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在危机中银行业也不断自省，调整业务结构与战略发展方向。下文以次贷危机为例，探讨危机后美国银行业的自省和调整。

         1）  调整资产规模

       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在经济向好的支撑下普遍采取扩张性策略。一方面，大规模兼并收购，布局国际化金融市场，提升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开展多元化经营，拓宽业务领域，实现向证券、基金等业务的全能发展。过度重视规模壮大导致在资产投向上偏重于高杠杆高收益的虚拟化项目，造成过度泡沫，也忽略了高杠杆可能存在的高风险。当泡沫被戳破，银行危机接踵而至。

       危机后，雷曼兄弟破产，美林银行被收购；部分银行通过缩减贷款额度调整资产规模，例如花旗集团贷款总额由2007年8354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6533亿美元，总规模由2.19万亿美元减少至1.79万亿美元；而部分银行加速扩张，例如以零售业务为主的富国银行总规模则从2007年0.6万亿美元上升至20116年的1.93万亿美元。通过调整资产规模，缓解银行业危机。

       2）  调整经营模式

      不同银行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特点。例如，富国银行注重本土化发展，其约98%的银行资产和员工都在美国本土，同时富国银行偏重于社区银行业务，社区银行业务对其存贷款业务和净收益的贡献度维持在60%左右；而花旗集团约50%的资产遍布国际，且高度运用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高杠杆产品。

      危机后，银行业开始重视自身经营模式，部分银行关闭自营交易部门或减少投行业务，主动调整业务重心。其中，富国银行能够逆势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坚持社区银行业务；而花旗集团将自身划分为专注传统银行业务的花旗银行和侧重其他非核心业务的花旗控股，并把更多资源集中在优势业务上，缩减非优势和亏损业务。

       3）  加速不良贷款处理

       经济危机期大量问题企业被兼并或倒闭，大量信贷无法收回，美国银行业计提信贷损失拨备剧增，2008年如今的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信贷损失拨备高达210亿美元、268亿美元、160亿美元和337亿美元，而次年更高达320亿美元、486亿美元、217亿美元和388亿美元，均占到当年利息净收入50%以上，巨额拨备对银行业盈利状况造成巨大压力。

       危机后，银行业重新审视信贷业务，加速不良贷款处理，减轻拨备计提压力，大部分银行在2013年后拨备计提回归正常值，银行业的净利润也逐渐回归正常水平。

        4）  管控经营风险

      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巴塞尔协议III》。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不但需要上调资本充足率，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同时，还将引入杠杆比率、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等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而更多银行也开始重视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制定风控计划。例如，富国银行在危机后成立董事会风险委员会；摩根大通在“伦敦鲸”事件后，强调董事会及高管层的风险治理机制。这些都对完善银行业管理制度起到积极作用。危机后美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指标出现明显提升，对抵御风险起到正向作用。

        风险提示：1、经济增长超预期下滑；2、资产质量大幅恶化；3、政策调控力度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