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证券报

总体来看，虽然几家超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和资本状况等近年来有所好转，但是美国金融系统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治，过度金融化导致实体经济失血、投机生意大行其道，相关情况依然如故。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银行业还得苦练内功，增强抗风险能力，强化监管，进一步提高业务操作的透明度。

2007年2月，发端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后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但对银行业正常运营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还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场危机使美国经济急剧下滑，陷入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

近来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好转，带动了美国银行业的复苏。通过回顾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等美国四家超大型银行近十年的业绩情况，我们可以借此观察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的经营走向。而特朗普的经济观对未来几年美国银行业的发展有何影响也值得深入观察。

2007年，在经历了海啸般的突袭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成一场风暴更大的金融危机。为此美国政府开展了多轮“不计成本”的金融救助，救助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到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终值折合成年率为下降了6.3%，降幅创下1982年第一季度下降6.4%以来的最大单季降幅。

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变，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结构、组织结构和监管结构等开始重新洗牌。

1.市场结构

2008年9月，美联储宣布了放宽银行业股权投资的新政，引入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成为新政的亮点。2008年11月，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公布了旨在扩大潜在购买者收购陷于困境中的中小银行的待起用牌照规定，加剧了美国银行业多极分化。

（1）超大型银行加快并购步伐。收购的对象以著名的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证券经纪公司为主，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与竞争对手相抗衡。在并购案中，以美国银行收购美林公司最为典型。

（2）经营良好的中小银行拓展发展空间。美国一些社区银行和小型地方性银行从日益稳定的金融市场中受益，它们从金融市场、交易银行这些对资本市场环境敏感的业务中获得相当的收入。部分中小银行还利用大型银行的调整周期，拓展如客户存款、咨询服务等业务。

（3）经营不佳的中小银行纷纷倒闭。金融危机中，违约损失持续上升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小银行。它们信贷资产占比相对较高，加之信贷缺乏外部融资能力，收入增长来源动力不足，若得不到政府和大型银行的特别关注，一旦出现重大违约，只能选择破产倒闭。

2.经营结构

（1）周期性发展模式。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在信贷业务中普遍采用顺周期发展模式，其特征是信贷增量和损失准备金、信贷标准与经济增长、房价、股价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

而信贷资产顺周期弊端：

一是市场在增长周期累积风险，在经济步入衰退期开始集中释放，导致资产质量快速下降、违约率骤增，成为损失的重要来源；

二是负杠杆效应使资金无法得到有效配置。房贷抵押证券市场的高速扩张，使供给刺激形成泡沫性需求。银行为防止更多损失，提高信贷标准，减少贷款发放。

负杠杆效应使个人和企业在最需要贷款时却得不到贷款，贷款资金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导致经济衰退。

为应对周期性波动，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在金融危机后，逆周期发展模式在美国银行业中引发广泛关注，并在长期资产业务中采用这一模式。简单来说，逆周期发展模式就是在经济或房屋增长周期，适度控制房贷量、适度提升利率、费用等定价机制，适度提高贷款标准、适度提升资本和损失准备金比率，反之亦然。

逆周期发展模式的运行，对银行个体而言，在市场扩张时期，可以保证资产质量，在市场收缩时期，能够维持利润的稳定增长；对宏观层面而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逆周期性特征，与银行信贷的逆周期发展同方向，银行的运作模式与美联储政策操作一致，可保证甚至增强美联储的实政效果。

（2）表外业务调整。金融创新是次贷危机发生并蔓延到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创新的重要方面是银行表外业务高速扩张，在银行体系之外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

次贷危机发生后，作为影子银行融资的主渠道，商业票据市场出现动荡，短期还出现了市场交易停滞的情况，市场流动性受阻。作为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依靠销售商业票据等短期债券，购买次贷债券等长期债券，赚取利差的结构性投资工具业务全面哑火。为了防止利润的进一步下滑，花旗、美银等大型银行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纳入其资产负债表，开始了表外向表内的回归。

后危机时代，影子银行的规模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末，美国影子银行价值约15万亿——25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列第一。金融创新依然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经过这场危机的洗礼后，美国银行业参与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有所增强，高风险、高杠杆率的表外业务越来越少。

3.组织结构

在金融危机后，一些超大型银行已按全能银行经营模式进行了机构重组。美银将证券条线分解到集团内的四大板块中，即投资经纪业务（商业银行板块）、证券承销业务（全球银行板块）、证券托管业务（全球市场板块）和财富管理业务（财富与投资管理板块），再加上房地产服务板块，构成了美银重组后的五大业务板块。重组后，美银以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业务理念和产品组合，可更好地配合整个集团的交叉销售（Cross Selling），提升集团内部的内生动力。

4.监管结构

金融危机促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执行得更加彻底。2009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了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方案，涉及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充实了此前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内容。

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内容，2013年12月10日，美国五大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了最终版本的沃克尔法则，旨在限制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交易和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高风险活动，并建立了合规项目。除了沃克尔法则，强化监管预期、资本金和流动性管理框架等的实施，对美国主要银行未来经营发展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次贷危机并未终结美国国内银行业的发展。近十年来，美国经济从复苏到稳健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就业市场改善，推动私人消费持续改善；二是房地产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在逐渐加大。而经济指标向好，也加快了美国银行业温和复苏的步伐。

1.盈利能力

次贷危机爆发当年，四行的营业收入、税前利润等经营指标开始出现下滑，其中花旗的税前利润只有可怜的17亿美元。进入2008年，花旗的经营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税前利润为-481亿美元，2009年该指标则继续负增长。与之相比，其他三行并未出现像花旗一样的极端情况。富国和摩根大通两家银行的利润指标更加平稳，在摆脱危机后，指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态势。

ROA（资产回报率）是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能够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危机爆发后，花旗和美银的法律诉讼费用提高导致营业费用上升，影响了净利润指标。从四行平均指标来看，富国的ROA指标最近5年平均为12.88%，可以说资产创造净利润的能力相对更高。

ROE（净资产收益率）体现了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从四行情况看，富国的ROE指标相对优于其他三行，即便在2008年——2010年间，该行的ROE指标平均也达到了8.33%的水平。花旗的ROE在经历2008年的-28.8%和2009年的-9.4%之后，在2010年由负转正，2010年——2016年，最高为8.10%（2015年）。美银的ROE指标在2010年后波动也较大，好的年份可达6.72%，最低为0.63%（2011年）．

成本收入比可较好地反映一家银行的成本控制能力，进而体现其效率。2011年——2014年，多家银行被指控在经营上未达到合规要求，各行法律诉讼费用居高不下。在此期间，各行成本收入比均在85%以上的高位。但近几年，各行营业费用得到了一定控制，加之营业收入增长较为平稳，除美银外，其他三行成本收入比已降至60%。

2.资产负债

资产规模上，四行资产规模除美银外，在2009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美银不降反升的原因是收购了美林证券，资产规模得以增加。相似的是，2008年摩根大通在收购贝尔斯登公司后，资产规模大增逾6000亿美元。从过去10年来资产规模变动情况来看，截至2016年末，花旗的资产总额不及10年前的规模，这主要是多年来花旗一直在进行减值，通过资产减计来平衡资产负债表。

贷款规模上，以富国增长最为显著，从2013年起，规模逐渐放大，截至2016年末，贷款总额为9676亿美元，是10年前的3倍。与其他年份或另外三家银行存贷比在70%以上相比，花旗的存款利用率不高。

存款规模上，10年来富国存款增长率最高，超过了300%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其零售业务基础雄厚，其中以社区银行的贡献度最大。除花旗外，其他三家银行的存款规模在不同年份虽有所波动，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存款规模的整体增长。

3.资产质量

2009年——2011年末，四行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达到7.46%、5.35%、5.54%，而2016年末，这一指标已降至0.93%，资产质量明显改善。这要归因于各行不良贷款额的快速回落，零售贷款、公司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资产质量逐年得到改善，尤其是摩根大通2014年——2016年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在四行中最低，仅为0.81%。

4.资本状况

2010年以来，四行资本充足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得益于在2008年——2009年间，美国政府向四行共注资1200亿美元，因此资本状况均有明显改善。加之为应对更为复杂、严格的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分覆盖可能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特定风险，各行均大幅增加高风险业务的资本要求，有效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水平。

1.美国宏观经济形势

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其经济发展情况备受关注。美国贸易因素的不稳定，或将成为今后几年阻碍经济持续向好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第四季度GDP受净出口拖累同比下降1.7%，是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至此，美国2016年全年GDP增速仅为1.6%，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新低。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接连签署了加强边境安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多道行政命令，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正在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威胁的将是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境外生产但销回美国市场产品的企业，削弱的将是美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的将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

而经济数据的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状况。美国供应管理协会2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受制造业新订单、生产和雇佣指数全面上升带动，2017年1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016年12月的54.5升至56，这表明美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状况仍在持续改善，扩张速度创2014年11月以来新高。

美国劳工部2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月美国非农就业新增22.7万，超出预期；失业率为4.8%，前值和预期值均为4.7%；劳动力参与率为62.9%，前值为62.7%。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2月2日发布的2017年1月ADP私企就业人数增加24.6万人，创2016年6月来最大升幅，远好于16.8万人的预期。

两项就业数据的相继公布，佐证了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动能的强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2月14日表示，美国经济正朝着充分就业目标前进。美国商务部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17年1月美国商品零售额为4721亿美元，环比增长0.4%，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0.2%。

此外，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前景被看好，密歇根大学1月27日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升至98.5，为过去13年来新高。一系列利好数据的公布，将对提升美国经济增长信心起到重要作用。

2.特朗普经济观的影响

特朗普经济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财政扩张计划、减税改革以及趋向收紧的货币政策一并构成了特朗普经济观的主要内容。

（1）财政扩张计划。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近期表现出来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从平滑到陡峭、股票价格不断上升、美元汇率走强等，与我们的预测基本相符。财政扩张计划的实施，政府将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总需求增长，努力降低失业率，使经济加快复苏。宏观经济的增长，将会极大地降低美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2）减税计划。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减税计划将导致外资企业投资决策发生变化。该计划一旦如期实施，美国投资环境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将会显著增强，全球流动资金将会快速回流美国。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资本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国际收支将进一步得到平衡，可推动国内贸易的发展。

对于美国银行业来说，一是通过发债等渠道，扩充资本金来源，平衡资本结构，提升资本充足水平，应对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二是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将会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银行可借此优化贷款发放对象和使用类型，降低信贷风险，提升贷款效益；三是经营环境向好，将进一步提高美国银行股的溢价水平，可缓释石油价格的波动对银行股带来的冲击。

（3）货币政策。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美元指数再创新高，并持续保持高位，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承压加大。由于失业率和通胀达到目标，再次加息只是时间问题。

为此，美国银行业从资产角度分析，资产收益水平将提高；从负债角度分析，融资成本将降低，储蓄类美元存款供给进一步增加；从汇率角度分析，美元汇率被推高，汇率波动加剧，不仅加大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而且对于其信贷、国际结算业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从流动性角度分析，汇率波动会使资本投资风险加大，抑制短期资本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的流动性。

（4）产业政策升级。特朗普提出的“产业回迁”战略与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复兴制造业”战略在定位上有所不同。“复兴制造业”主要是借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让高端制造业回流到美国，而“产业回迁”战略着眼于中低端制造业，重点解决的是蓝领的就业问题。产业政策升级，势必对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3.美国经济复苏为银行业提供巨大动力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银行业的经营情况会滞后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确切地说，美国经济的复苏，会给银行业复苏提供巨大动力。从美国2017年1月发布的几项数据看，可以说企业、市场和消费者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越来越乐观。但特朗普上任后，其签署的几项行政命令和对贸易、税收、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主张，能否作为助推器，助力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还需要时间检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可对美国银行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做出以下研判。

（1）利率仍将保持上调态势。2017年第一季度美联储议息会议因总统特朗普的就任备受关注，2月2日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维持0.5%——0.75%区间不变，这符合市场预期，利率决议获得投票委员全票通过，这表明美联储内部意见十分统一。

根据历年经验，美联储议息会议一年召开四次，一年中将宣布6——8次利率决定。我们注意到，美联储2017年第一次利率决议声明指出，维持年内1——2次加息预期，鉴于2017年FOMC投票委员的部分轮换，不排除美联储内部在利率意见上会产生一定分歧。“特朗普经济政策观”的实施效果以及包括非农业就业人口、GDP、CCI、PPI（生产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PMI等主要经济数据，都将成为加息与否的重要因素。

美联储将于3月14日——15日举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例会，随着例会的召开，美联储是否会在未来几个月选择加息，则更加明朗。外部环境，主要指欧洲的政治环境，未来几个月将经历荷兰大选、英国启动脱欧、法国大选、国际债权人重返希腊恢复债务谈判等，也将成为美联储是否加息需考虑的因素。我们认为，2017年的加息窗口在年中开启的概率较大，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若出现反转或产生诸多不确定因素，美联储在第三季度甚至第四季度选择按兵不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贷款增长有力，资产质量稳定。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未浇灭房地产的热度，从贷款结构看，房地产贷款仍然是美国银行业贷款结构的主力军，占到中小银行贷款比例的60%以上，大型银行中也达到了50%的水平。与前几年贷款增长乏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贷款需求的回升，成为美国银行业贷款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1月2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受就业市场改善和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保持超低水平影响，2016年全年美国旧房销量达到次贷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16年12月末，美国房屋库存环比下降10.8%至165万套，同比下降6.3%，为该协会1999年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从美国四大行贷款增速看，截至2016年末，四行贷款规模为8.4万亿美元，环比2016年6月末增长0.48%。富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明显，2016年末同比2015年末增加510.45亿美元，这其中超过55%的贷款配置到了房地产市场中。

受2017年1月非农就业、“小非农”ADP、超低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等利多数据驱动，2017年美国银行业贷款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加之利率上调的预期和银行存款利率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若加息，各商业银行势必会提高存款利率水平，为银行吸收更多客户存款提供可能。由于国内就业相对稳定，违约率在可控范围内，可以预计，贷款增长将不会影响银行资产质量水平。

（3）银行经营结构模式转型。次贷危机10年来，美国银行业历经并购、重整、改革和转型，不但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而且基本适应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和监管要求。美国大型银行尝试在房贷等长期资产业务中，对部分变量采取反周期操作，规避了顺周期发展模式下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次贷危机后各银行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相信有了大型银行的成功经验，房贷占整体贷款中更大比例的美国中小银行将会借鉴甚至采用逆周期发展模式，开展贷款业务。

结构性方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全能银行具有的抗周期性特征和持续获得利润增长的能力愈发突出，并逐渐成为美国银行业主流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对内各行正在积极探索全能银行发展模式，从管理角度协调如来自集团内部不同业务条线的利益冲突等，做到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整个银行业从提高客户服务价值、理解客户需求等角度出发，提供高效的综合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服务要求。

（4）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将提升。企业通过金融支持，采取适当加杠杆的方式进行自主投资，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的关键。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企业投资意愿。

鉴于特朗普已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架构进行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法案》不排除被新的监管方案所取代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投资的意愿将会加强。金融监管环境的改变，势必会释放更多实体经济活力，美国银行业对激发本国实体经济活力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