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举世瞩目。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年末又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既有国际实力结构日益形成冲击。但是，当国人沉浸在GDP快速增长带来的喜悦时，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危机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积累。如何适时调整发展战略，确保下一个十年里延续当前的发展势头，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陷阱”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陷阱”，值得思考。

　　新的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首要目标不应追赶美国的GDP，而是要逐步减少对GDP的崇拜，甚至容忍GDP增速的适度放缓，认真审视并大力解决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进社会和谐。如果任凭现有的问题进一步发酵，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或有中途夭折之虞，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难以承受的社会问题。

　　切实扭转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贫富悬殊拉大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谓“拉美陷阱”，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没能解决好收入差距的问题，由此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导致周期性政治动荡。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达到0.434，超过“警戒线”，并以每年0.1％的速度递增，2010年已接近0.5，而欧洲和日本的基尼系数多在0.24—0.36之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贫富差距在住房市场上可见一斑。一方面，很多普通居民承受着高房价的压力，基本住房难以保障。另一方面，一批富人在住房市场占据大量住房资源，甚至投机和炒作房地产市场，致使很多城市房屋空置率惊人。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二元格局没得到有效解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的飞速发展与农村的缓慢前行落差很大。虽然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我们仍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一条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道路。中国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固然有历史原因和资源差异，但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却是人为限制和壁垒。破除制度性障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跨越“拉美陷阱”的必由之路。

　　减轻对外依赖，实现自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上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推动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1994年，中国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全面并轨，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开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强化了这一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我们虽然成功搭上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让自己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虽然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一个经济体快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也很容易暴露在全球化的风险之下。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但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新的十年，难以继续依赖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应该加大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现自主发展。而开发国内市场，将涉及收入分配、国内经济壁垒等多重结构性改革，直接考验我们政府的领导力。

　　逐步向金融大国转变

　　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支撑点是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加工业，而真正的大国经济离不开现代金融，现代金融是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虽然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政府负债累累，国债利率水平远远低于中国，但当前仍能吸引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投资者投资他们的国债。这是因为美国拥有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投资人能够在这里购买到品种丰富且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使得美元资产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65%。

　　由于管制等多种原因，中国金融业一直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催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余，但因为缺乏适宜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金融产品，使国民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中国必须成为金融大国的迫切性所在。由于缺乏成熟、开放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我们一方面以极低的利率水平将巨额资金储备在美国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另一方面，又以高利率引进外国资金。而美国却通过来自世界各国的持续性资金供应逐步缓解国内的危机。

　　虽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很难重复美英等国“金融立国”之路，但在现代经济环境下，全面提升金融产业，增加资本流动和使用效率，已刻不容缓。作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下一个十年，可有效利用香港发达的金融产业，并培育上海和深圳两个本土金融中心，参与大国金融竞争。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

　　过去，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是资源优势，一是廉价而充沛的人力资源，二是自然资源。依靠这两大优势，中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了“世界工厂”。

　　但在未来十年及更长时间里，中国的这两大优势都面临挑战。一方面，随着人口“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提前到来，以及新一代农村务工人员多元意识文化的提升，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自1993年即为石油净进口国，对外能源依赖日益加深，逐渐从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源劣势；同时，长期依赖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过度排放，也使中国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

　　现如今，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日本地少人多、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经济崛起更多采取对国内资源的精密谋划，走“高精尖”的发展道路。对中国而言，如何提升产业结构，走资源节约型之路，真正实现“技术崛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下一个十年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