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及其原因分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仅用了8年。

　　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在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二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价计算超过4000美元，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一)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1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2.34亿人和1.64亿人。从我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变化看，1982～2009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 总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0-14岁少儿人口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从1982年的38.5%下降到2009年的27.0%，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从1982年的33.5%上升到2009年51.4%，上升了17.9个百分点，显示了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

　　人口结构决定了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高储蓄率水平的还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根据我院投资研究所的估算[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投资规模与重点研究》2009年12月]，“十二五”期末总储蓄率将比2009年有所下降，2015年后储蓄率下降将进一步加快。

　　(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是1954-1957年，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是1962-1969年，第三个人口高峰是1984-1987年。第一、第二个高峰的出生率高于3%，第三个高峰的出生率为2%左右。]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或将要达到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届时人口为14.62亿人，而在此之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人。蔡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 可参看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三)科技创新难度增大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和管理经验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又受到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短期内难以全面大幅提升。

　　国内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出现下降趋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上世纪后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个百分点，但200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从各方面因素判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稳定。

　　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化将进入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

　　(五)外需拉动作用减弱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这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个时期出口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难以重现。

　　金融危机后，“美欧消费、东亚生产”的分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研究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和放任美元贬值等手段促进出口。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市场的开放更加谨慎，加之中国外贸出口恢复较快，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并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美欧国家对我压力明显增大，贸易摩擦事件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六)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化学需氧量减排接近“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

　　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工业比重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偏低，这种产业结构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小，造成资本收益占比相对较高，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很容易形成其他要素挤占劳动报酬的情况。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由2001年的53.3%，下降到2008年的47.5%。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期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差距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加之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我们同样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三、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成功地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扩大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工业生产回升，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6%和9.2%，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但也要看到，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资源约束条件与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随之变动。虽然经济增长在短期往往受到需求因素影响，并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但从中长期趋势看，可实现的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则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 江小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10。]。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放缓，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可能难以避免。

　　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日本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发生在80年代末期，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从国际机构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一个增速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预测，2011～2015年中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16～2020年下降到7.0%。这一预测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减速的发生，类似于日本、韩国在经济减速后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一样，中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发生新的调整，消费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有所上升。这些结构变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实现但又没有完全实现的调整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将提供新的时间窗口。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和最新数据进行测算，1978～2008年我国资本存量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3.3%，劳动力增长率为2.2%。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本形成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2008年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分别为11.6%和0.9%。预计“十二五”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速还将继续下降。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11～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如果考虑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条件变化，需求方面，外部需求扩张速度趋缓，净出口率将从危机前2007年的8.8%回落到2%以下，国内消费需求填补外需缺口需要一个过程；供给方面，低成本优势减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难度加大，综合考虑这些因素，2011-2015可实现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8%～8.5%之间。

　　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

　　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面临诸多特有的矛盾。但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不会出现徘徊或停滞的局面。与日本和韩国等已经结束高速增长的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的大规模经济体，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并通过国际市场得到有效释放。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01～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我国出口依存度达到35.2%，净出口率达到8.8%。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增速放缓，但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国内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刺激计划，实施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减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3月24日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远低于美国的42%，也低于日本的11.1%、德国的7.3%和英国的6.6%。但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超过意、英、德、日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国内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2009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0.1%，服务业比重则明显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服务业、生产性服务环节、价值链高端发展滞后，恰恰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2.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分别低10.2和21.9个百分点，甚至比低收入国家水平还低4.9个百分点。这虽然可能有统计口径的差异，但发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经济大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将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服务需求扩大而迅速拓展。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且可以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环节，大幅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间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此外，在制造领域，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传统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产业层次和整体素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研发投入逐步加大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09年我国研发(R&D)总经费为5802.1亿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平均增长23%，2009年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比2000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上述两个比例分别也仅为24.9%和0.84%，而国外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3%以上，跨国公司多在5%以上。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企业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弱，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四)“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

　　如果将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结构变化称为“人口红利”，那么，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储蓄率下调，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少儿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完全可以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超过600万人，几乎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对人力资本研究表明，1985-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年均增长6.52%，1994年以后明显加快，年均增长7.49%。1995年以前，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慢于人力资本总量增长，而1995年之后，两者几乎以相同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这表明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人口总量增长带来的，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因素所推动[ 李海峰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从过去30年的情况看，相对于经济增长和物资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增长较慢。人力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8，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率也从1985年的16～19降至2003年的10～11。这一结果不仅表明人力资本相对于经济总量和物质资本在逐渐下降，也意味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随着人口总量增长放缓，要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由此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的关键所在。

　　(五)城市化形成新动力

　　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矛盾，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还在扩大，2000-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8:1上升到3.3:1，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世界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十一五”前4年，我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将突破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城镇化将成为扩大我国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六)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

　　近年来，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得到一定的控制，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增速一直高于其他区域的增长格局，200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比2006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了1.4和0.7个百分点。在充分肯定我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四小龙”不同，高速增长过程可能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变化特征。根据“雁行模式”理论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解释，拉动密集型产业依次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然而，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存在差异，即小国经济发展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具有单一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得向国外转移，而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差异性很大的国家，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正是这种转移进程，可以使我国经济继续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七)深化改革的潜力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失衡现象和深层次矛盾，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体制机制问题。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由于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改革的推进将更加艰难，但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目前存在的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等体制问题，推进任何一项改革都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使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得以拉长。

　　五、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今后一个时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后再上新台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更加适应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避免原有发展方式的制约，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就完全可以创造的新的增长空间，从而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

　　(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今后一个时期，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调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缓，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难以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外部需求扩张放缓和投资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

　　为此，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明确政府公共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增长的机制。

　　(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型产业部门，我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新的调整压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在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

　　为此，要加大产业调整力度，由重点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转向重点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同时，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在实现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增大社会、环境和国际分工效应。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国家抢占经济科技战略制高点竞争加剧，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弱，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培育和确立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

　　为此，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关键是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件、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品牌的大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全球生产运营体系；在装备、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关系。与此同时，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扩大职业教育，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四)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如何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

　　为此，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核电比重，扩大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工业节能技术改造，推行强制性能效标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源审计；对城市现有建筑实行节能改造，新建筑实行节能标准；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城乡资源配置失衡、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局面。

　　为此，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民工就地落户，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完善相关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与此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继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气建设，继续改造农村危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公共财政保障的基本制度框架，推动城镇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农村。

　　(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新的调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的情况下，如何优化区域间资源和要素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变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为此，要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义务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要按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促进城市化地区增强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集聚人口和经济的主体功能，农业地区增强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主体功能，生态地区增强保障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

　　(七)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何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

　　为此，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

　　(八)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到改革攻坚时期，迫切要求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缓解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为此，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减少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范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放宽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保护民间资本合法权益。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成科技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一鸣等著：《调整和转型－中国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2、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课题报告：《“十二五”时期投资规模与重点研究》，2010年3月。

　　3、马 骏：“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行的六个原因和政策含义”，博源基金会《中国经济观察》2010年正刊第9期。

　　4、王 庆：“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2009年9月20日。

　　5、高路易：“2020年的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情景分析”，www.worldbank.org.cn/english

　　6、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7、李海峰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