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11.9%的强劲增长，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过热的担忧。最近，随着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学界情绪发生了改变。7月份，中国制造业产出增幅跌至17个月来最低水平，不少预测认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将跌破10%。外国经济学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将危及全球复苏。 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前景不必过于担忧。不要忘记，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9.1%。虽然按中国的标准衡量，这一成绩只能说还不错。但在全球深陷金融灾难之际，这无论如何是一项令人赞叹的成就。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建投资，其对G D P增长的8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充分抵消了出口的大幅下滑。不过，中国庞大的刺激计划在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未来埋下了严重隐患。
    
     在匆忙中投资于道路和楼宇肯定会导致浪费。而这会给中国虽有所改善、但依然脆弱的银行业体系带来严重长期后果。投资于基础设施，可以避免产能过剩，但只有在伴随制造业其它领域收入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带来回报。如果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没有车流量，通行费从何而来？如此又何以偿还银行贷款呢？
    
     对于这类问题还未及充分研究，中国政策制定者已开始忙于应付房地产过热。2009年大规模信贷扩张所带来的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已将房价推升至令人眩晕的高度。从2 0 0 9年1月至2010年5月，中国36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上涨了40%。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涨幅甚至更大。
    
     无论有理与否，高房价已经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中国领导人后来又尝试回调当初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就开始撤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信贷扩张得到了遏制，随后还出台了抑制房地产开发热的政策。此外，物业税和资本利得税也头一次双双成为讨论议题。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措施似乎正在生效，房地产销售逐渐降温。实际上，今年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调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显现，但目前尚未出现。
    
     目前，中国内部经济辩论的焦点是：政府是否应该再次调整政策？这次是指是否应该扭转由于政府前一时期政策所造成的增长放缓。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开始崩盘，这会对中国银行业体系造成冲击。在我看来，因当前的增长放缓而摇摆不定，将是错误的。
    
     的确，目前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房价是否会下降，取决于谁先松劲。而这又取决于政府政策的信誉度。如果政府立场坚定，房价就会下跌。当然，如果抑制房价过热措施的实施没有章法，不能排除政府面临上述崩盘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来看，房价下跌30%已是最糟糕的结果。中国家庭负债水平较低，而且，即使房价大跌，资本雄厚的银行也承受得住。 
    
     总体而言，中国短期财政状况仍远远强于其它几乎所有大型经济体。但从长期来看，并非一切尽如人意。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不能单纯依赖钢筋水泥。中国的问题更大程度上在于资源配置不当，而非房地产泡沫破灭。目前，房地产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
    
     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常规状态。当然，这个常规经济仍然可能比世界上大多数新兴市场更为强劲，但与过去30年相比，增长速度将适度放慢，通胀压力则会相对增强。
    
     这个过渡能否平稳完成，也还存在风险。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比现在更低的增长速度，短期内当然可以继续通过投资支持增长。不过这样做的后果是，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投资低效的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银行呆坏账或者政府债务负担。政府也可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以及泡沫破碎以后的经济困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和本世纪初的美国，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必须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同时适当容忍通货膨胀，不再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结构、改善质量。
    
     我们建议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组合。紧货币是因为现在流动性太多，正在推动资产泡沫成长。宽财政是因为目前政府仍然有能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政策的目标应该放在帮助经济结构转型，而不是修更多的铁路和机场。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将政策重点放在了为民众提供“免于匮乏、恐惧的自由”，建立了一整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这一套制度帮助美国民众能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平稳地应对经济周期的起伏。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过分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无法令人接受的收入差距，公共产品匮乏，以及服务业发展不足等等。此外，反腐行动和机构改革进展缓慢，也令人忧虑。
    
     然而，从长远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但投资增长将很快达到社会、环境及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极限。这有可能造成通缩局面和增长中断。增加出口可以推迟―――但无法阻止―――这种逆转。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全球经济的普遍放缓，中国的出口努力将同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发生正面冲突。要想保持增长，中国必须降低投资增长速度，并对经常账户进行重新调整。首要任务应该是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