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在过去的半年多里，众多跨国公司的CEO们让这个话题充斥于各种场合。他们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来佐证，比如，法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环保成本越来越高，更多的政府采购不再向他们开放，还有5月份以来中国各地的劳工潮，工人们要求越来越多的工资，几乎全是坏消息。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于跨国资本的善意，4月份，温家宝总理专门会见欧盟商界领袖，并作出了外商投资企业将获得公平待遇的保证，中央政府甚至为此特地修订了存在扶植民族企业倾向的《政府采购协议》和自主创新鼓励计划，但这些举动没有什么效果。

　　6月底，中国欧盟商会在北京发布了最新的商业信心调查报告，这份有超过500家遍布各个行业的欧盟企业参与的调查最终结论虽然仍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却又强调，中国政府在政策与执行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不公平对待，使欧洲企业的忧虑不断上升。

　　“欧盟企业继续投资中国不是没有条件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说，“我想提醒中国政府，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欧盟企业一定会继续呆在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也告诉记者：“过去的30年来，中国一直都是美国企业理想的投资目的地，也越来越成为其全球业务的重中之重。但现在，我们的会员企业普遍担心这一局面是否能继续。”

　　抱怨与行动

　　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孟克文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了水和空气的高度污染，资源的高消耗，城乡收入差距不平等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很多人都清楚，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孟克文说，不过，对于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美国企业而言，其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在逐步向内需驱动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是否会继续坚持其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这一“未竟事业”，还是会采取支持国有经济、本土企业，限制进口产品及收紧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政策的相关措施？

　　过去6个月里，不止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在各种场合表示，它们正逐渐被挤出中国市场，因为本土企业越来越受青睐。最出名的要属通用电器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6月底，伊梅尔特在罗马的一次晚宴上谈及中国的外资政策时表示：“我不确定最终他们是否想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赢，或者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成功。”

　　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中，40%的企业认为在未来的两年里，外资所处的监管环境会进一步恶化，而所谓的监管环境的问题主要包括自由裁量式执法、登记程序、知识产权保护、签证和工作许可证审批以及地方对国家标准的执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很多企业认为，在环境法规方面，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执法力度要比本土企业大得多。

　　还有不少企业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媒体环境也变得更加糟糕了。的确，中国的新闻业者不再像过去的30年那样，对跨国资本给予极大的热情，把他们塑造成文明和先进的化身，现在他们变得面目可憎起来：污染了我们的环境，剥削了我们的劳工，贿赂政府的高级官员。最近的药监总局的腐败窝案中，跨国公司就是主要力量，而他们那些一直被憧憬的先进技术却一点也没有留给中国。

　　30年来，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直都是闷声赚钱，对中国政府不吝赞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牢骚满腹，这些抱怨在中国人听来是不可思议的，这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指责外资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到今天，在汽车、医药、建材、公用设施等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领域，排名前5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几年里，当中国政府试图对过往的投资政策进行修订时，跨国资本的抱怨会更多，当这些抱怨通过商会系统被送达政府部门时，也总能起到影响决策的作用。

　　科技部主导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一直以来被跨国资本广泛诟病，原因就在于将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产品挂钩，2010年，在跨国资本在华商会的压力下，这项政策终于向外资全部开放，不再对国内企业进行特殊的保护。

　　相较于中国的商会，外资商会系统有着强大的游说能力，从2007年《劳动合同法》修订，到今年更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政策，以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为代表的外资商会的意见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表达和吸收。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最有价值的抱怨恐怕还在于对法治环境的不满，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里，随意性极大的执法一直都是跨国资本对中国投资环境最大的不满。

　　现在的情况是，在立法和政策制订上不断向跨国资本妥协，政府不在保护本国工业发展上理直气壮，尽职尽责，却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相当随意和不确定，无论对于外资还是内资，这都是最糟糕的选择。

　　工潮不是大问题

　　在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结果发布会上，近期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罢工潮及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是否会影响跨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信心，成为不少记者关心的问题，但在戴杰看来，这不算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提高盈利主要不是通过减少成本，而是扩大市场来实现，只要市场依旧充满活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活动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514家企业调查的结论也显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被列为五大风险之一，但在大部分企业眼中，这远比全球以及中国经济放缓、本土公司的竞争等因素带来的威胁小得多。

　　事实上，跨国公司最担忧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调查报告中所设定的外资对中国企业传统的五大优势(包括产品质量、产品创新设计、技术开发、流程管理和运营以及管理效率)，与往年相比，几乎全部都是呈大幅下降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本土企业的长足进步。

　　继工人们自发的加薪要求之后，7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明确发文，要求各地工会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让众多经济学家表示出极度担忧，其中张五常教授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文称，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灾难。经济学家们时刻在教导公众，让他们相信如果给予了工人们更多保护，跨国资本会将工厂迁出中国，留给中国的只能是高失业率。

　　但在现实层面，对于在中国已经运营多年的跨国公司而言，劳工标准的提高还远不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劳动力的性价比依然是最高的，他们人数众多，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熟练、廉价、组织性差且吃苦耐劳，缺乏人权意识。

　　也因此，在被问及如果离开中国，跨国公司会迁移到哪里时，戴杰说：“我们不想离开中国，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力图避免要么我们高兴，要么打包走人的局面，那样是两败俱伤。”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在华的外资企业来说，企业性质已从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向研发、财务分析、高科技及服务导向型业务发展，劳工问题并不是他们最棘手的，至少是不需要直面的，对劳工政策的转型最敏感的只是那些本土的代工企业。

　　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曾经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劳工的抗议和政策转型的过程，只是在复制每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但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劳资纠纷带来的真正风险在于，中国政府反应过度，使一场薪资谈判升级为政治对抗，由此损害中国作为全球生产链可靠一环的声誉，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