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度衰退迈向疲弱复苏：全球面临新的考验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

　　2009年，各国政府合作救市的范围与力度空前，国际金融市场从极度恐慌中逐步恢复信心，全球经济从深度衰退中艰难迈上复苏之路。初步预测全年世界经济下降1.1%，为二战以来首现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整体衰退，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预计分别下降2.5%、4.2%和5.4%，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全球金融危机在2009年初继续蔓延，欧美大型银行纷纷宣布巨额亏损，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陷入困境。为应对危机，二十国集团在伦敦金融峰会上就协调救市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达成共识。各主要经济体继续下调基准利率并维持在历史低位，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互助合作，欧洲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项救市举措有效缓解了全球流动性紧张状况，推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复苏。

　　在巨额流动性的支持下，全球金融市场信心逐步恢复，低迷的资本市场逐渐活跃。3月份，摩根士丹利全球资本市场指数从最低点开始反弹，到年末涨幅达到70%以上。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重新启动，其他股票的发行与交易趋于活跃。国际债券市场收益率回升，政府债券发行大规模上升，公司债发行增加。惟有引发危机的资产证券化及其金融衍生品市场依旧低迷。

　　国际银行业经营状况喜忧参半，总体趋稳。美国一些大银行从政府救市措施中获益，从巨亏转为盈利，并通过发行股票、自筹现金等手段陆续返还政府救助资金。一些大银行及不少业务集中在房地产与消费信贷领域的中小银行则仍然面临巨大经营压力，年内被关闭的银行数量已达140家，创下20年来新高。欧洲一些大银行业务稳健，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业绩得到改善，一些大银行则仍在持续亏损，近期又受到迪拜债务危机的拖累。新兴市场银行业经营业绩总体表现良好，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净利润、总市值等指标继续保持在国际银行业前列。

　　外汇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主要货币汇率贬值引发新问题。上半年，经济与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全球避险资金流向美元资产导致美元走强。下半年，随着金融市场反弹、经济复苏、避险情绪回落以及特定的政策导向，美元持续贬值，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指数从年内最高的89.0点回落到年底的75点附近。欧元、日元和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则相应大幅升值。美元贬值与低利率导致全球套利交易盛行，对金融稳定与经济复苏构成新的威胁。

　　受流动性回升、美元贬值、套利交易及经济复苏等因素驱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国际油价在2009年3月前一度徘徊在35美元/桶的近5年低位，此后一路回升，下半年最高上涨至81美元/桶。国际黄金价格从年内最低的812美元/盎司飙升到1200美元/盎司以上，农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也在30%到80%之间。尽管各主要经济体总体物价水平目前依然稳定，但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已在升温。

　　总体看，国际经济复苏的力度依然疲弱，宏观政策退出、国际监管改革与金融体系重建之路仍面临诸多考验，世界各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需要付出艰辛地努力。为避免复苏路径出现较大反复，各国政府将会保持对经济增长的适当刺激力度，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型与平衡发展，协调、有序地退出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3.1%，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2009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V形"反转，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8.5%左右。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果断实施的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健。其中，银行业新增贷款规模超过9.5万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贸形势有所回暖。资本市场从深度调整中大幅反弹，房地产市场活跃。消费需求较快增长，中西部地区发展提速，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展望2010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继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全年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将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加快结构调整，防范系统风险，实现持续发展。

　　1、G20成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全球治理机制出现重大变革

　　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美国匹兹堡联合发表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要平台。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G20领导人分别于2008年11月、2009年4月和9月召开金融峰会，取得丰硕成果：华盛顿峰会为全球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奠定基础；伦敦峰会成为金融危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匹兹堡峰会则标志着危机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诞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点评：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意味着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也受到一定影响。于是1999年在G7的倡议下成立了G20组织，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防范类似的危机重演，增强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深受重创，新兴经济体难以脱钩，迫切要求各国联起手来、抱团过冬，由此需要全球性政策协调。由于G20集团涵盖了全球85%的GDP、80%的贸易和2/3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成为主要全球合作平台。2008年11月以来，G20成功举办了3次金融峰会，均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对抵御世界经济衰退、带领各国走向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力量。

　　G20三次峰会的主要成果可概括为加强金融监管、宏观政策协调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首先，对金融监管达成共识。各成员认识到全球金融监管问题是引发本次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为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危机，需要对全球及各国金融监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实施改革。改革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提高透明度、加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性、加强对冲基金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打击避税天堂、避免顺周期的政策、促进市场完整性、统一国际会计标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

　　其次，对金融危机的治理达成共识。各成员充分认识到，本次金融危机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和金融危机，各国都必须联合起来解决这一危机。在具体的应对方案上，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协调、统一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方案，并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陷入危机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施以援助。同时各成员共同承诺保持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抵制任何形式的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来促进和推动贸易及投资。

　　再次，对未来全球经济与金融协调初步达成共识。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和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已经发生。金融危机成了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重要契机。在匹兹堡峰会中，G20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至少增加5%，同时未来IMF总裁人选应由个人能力而非国籍决定；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此举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大变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但与此同时，在这个全球主要经济体汇聚的舞台上，中国作为后来者如何履行力所能及的责任、如何在国际经济的诸多议题上争取支持、如何尽力争取自身的利益等等，也是有待学习的课题。

　　点评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朱民

　　2、美欧确立新监管框架 金融监管全面强化

　　2009年12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09年12月2日，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就金融监管框架达成一致；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美欧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危机应对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全面监管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点评：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受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和质疑，而重大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也造就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契机。危机促使美欧监管当局不断反思本国金融监管以及协调机制的不足，迫使他们放弃各种打补丁的改良方案，直接探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雷曼事件使美欧监管部门意识到，合理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实现监管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监管效率的基础，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若无一个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并拥有足够信息的权威机构来负责检测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当局很难采取高效率的联合行动来解决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突发性问题，亦难管理因金融机构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系统性风险。从监管行政角度来看，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稍纵即逝，而令人难以忍耐的决策时滞则几乎无例外地总是痛失良机。

　　为了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此次美欧的金融监管改革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集权的路子。从机构设置来看，实施系统性监管的职责或被赋予某一现有机构，或者索性另起炉灶。从监管范围来看，一方面，更多的金融产品将被纳入监管范围——华尔街多年发展起来的完全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的大量柜台交易债券和衍生金融产品将受到监管，金融产品创新也将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更多的金融创新机构将被迫接受更多的监管——参与市场活动的所有金融机构，特别是一向与监管绝缘的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等，都将受到严格监管。

　　值得深思的是，美国银行业的资本水平虽然高于欧洲银行业，却也无法避免成为引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和重灾区。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市场普遍认为资产可被迅速出售且敞口可被迅速平仓，银行交易账户所要求的资本金水平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按市价计值的会计准则助推了资产的非理性繁荣。在市场高涨甚至是在正常运行时，这种状态及其隐含的风险往往不被理会，一当危机来临，银行便会突然集体显示出资本缓冲的短缺，大量的损失便只好依赖政府当局从外部注入。鉴于此次危机的惨痛教训，各国监管当局都在酝酿对交易账户的资本金标准实行重大变革，同时也将对评估交易账户风险的整体方法进行彻底审查，人们希望，资本监管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亲周期性。

　　尽管美欧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堪称激进，但充其量也只是“亡羊补牢”。而且，公诸于世的金融监管新框架，再次使我们看到监管者作为市场追随者的路径依旧：改革方案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结果，目前大部分内容尚停留在政治主张和口号层面，将其付诸实施则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后危机时代美欧各国依然会在“市场”与“监管”之间努力寻求动态平衡的路径，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欧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到放松的回归，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的机会仍将存在。这意味着，改革金融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仍将是全世界面临的长期难题。

　　点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

　　3、美欧日利率维持历史低位 政策退出引发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出台了包括降低利率在内的经济救助政策。美联储自去年12月17日将利率降至0.25%后，已维持一年有余，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利率水平也降至0.1%、1%和0.5%，为历史低位。经济救助政策的实施使全球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但同时也使很多国家出现了过度举债、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胀预期加剧等问题。政策退出已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点评：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救助政策予以应对，随着包括降息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救市行动的开展，信心已有所恢复。2009年5月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IMF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达到2.4%。

　　不过，大量的货币增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通胀预期隐忧。目前，国际油价已接近80美元，与今年2月中旬相比上涨了一倍还多；金、铜、铝和铅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各国的财政压力也不断加剧，IMF估计，2009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将达到10.2%，与2007年相比上升5倍。因此，各国政府在未来政策选择上可能面临两难：如果很快退出救市措施，刚刚出现复苏“绿芽”的全球经济有可能重新陷入衰退；而如果太迟退出救市措施，全球经济又可能陷入滞胀的不利局面。化解以上政策矛盾，既能紧跟经济复苏步伐，又能巩固财政、预防通货膨胀，就需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战略。总的来说，退出政策要把握好以下两件事：

　　首先是退出时机的选择。退出时机的选择有赖于一国的经济走势。在判定经济走势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经济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是否持续回暖，比如GDP是否连续增长、CPI和PPI是否开始上升、失业率是否触底反弹等。由于经济情况不同，各国在退出政策时机的选择上可能会出现脱钩。10月以来，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等国已采取了加息政策，印度上调了银行准备金。而如新西兰、加拿大等受危机冲击较轻、通胀压力较大的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内可能也会选择加息。不过，对美国和欧盟各国来说，由于目前金融机构的风险还没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机构还存在亏损，特别是失业率依然很高，因此贸然退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二次衰退风险。预计在未来半年之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较低。

　　其次是退出次序的先后。对货币政策而言，在金融机构逐渐恢复信贷供给的情况下逐渐减少中央银行面向社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再逐渐使面向金融机构投放的流动性恢复正常。当数量型货币政策退出后再考虑调整价格工具——利率。对财政政策而言，危机平稳信心恢复之后要逐步严肃财经纪律，逐渐减少财政赤字。IMF已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即各国应率先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担保和保险，纠正信用市场的风险错配，以恢复金融市场秩序。

　　总之，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时，由政府出面伸出有形之手，提供必要支持以保障经济不至于全面瘫痪，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不过，经济的稳定回升，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因此，各国政府在实施经济救助政策的同时，更应该具备前瞻性眼光，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退出战略，保障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长期增长。

　　点评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

　　4、金融危机重创国际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2009年1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不过，该方案附加条款规定，获得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产品，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所使用的制服和纺织品必须是真正的“美国制造”。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急剧下滑，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而关于“使用美国货”的法案是否会火上浇油，触发一场类似“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悲剧，引起全球范围内高度关注。

　　点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造成巨大打击。据统计，全球贸易量在2009年5月达到了危机以来最低点，比2008年4月的历史峰值下跌20.4%。按区域看，日本损失最显著，出口量最低月较历史最高月下降40.3%；拉美地区表现最好，出口量最低月较历史最高月降幅为19.6%。与历史比，全球贸易自由落体式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上个世纪“大萧条”前期的水平。

　　全球贸易遭受重创有四大原因。第一，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消费者长期依赖负债扩张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进口需求急剧下降，对其贸易伙伴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贸易融资紧缺。由于全球流动性急剧萎缩，国际银行业遭受重创，无法提供贸易融资支持，打乱了正常的贸易活动。第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企业存货调整，进出口商持币观望，加剧了贸易活动的萎缩。第四，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许多国家违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粗略估计，上述因素对全球贸易下降的影响比例大致为80%、10%、5%和5%。

　　尽管贸易保护不是全球贸易下滑的首要因素，但伴随经济的疲弱复苏，人们普遍担忧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成为金融危机之后，拖累全球经济的最大“杀手”，引发经济二次衰退。“大萧条”期间的教训值得警戒。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提高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世界各国迅速发起报复，也相继大幅提高关税水平，全球经济遭受致命打击。1932年，全球贸易比1929年下降了25%，工业生产降幅达30%。贸易保护主义还加剧了各国政治冲突，成为二战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基于金融危机的紧急形势，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不到一年时间内，G20召开了3次金融峰会，各成员一致承诺保持全球经济的开放性：不得针对投资、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障碍，不得对出口施加新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把国内政策对贸易和投资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抵制金融保护主义，尤其不能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这对避免全球贸易萧条、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美国“使用国货”的法案开了一个不良先例，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就业与特定产业，也推出系列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据调查，G20成员在2009年前7个月发起的贸易保护调查数量是上年同期的8倍，反倾销措施高达86起。因此，尽管全球工业生产有较大反弹，但全球贸易依然低迷。这反映各国刺激政策要使国内受益，外溢效应有限。

　　总体看，国际社会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全球未现贸易保护大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较为疲弱之际，各国政府有必要加大合作，强化反对贸易保护的力度，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点评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 王家强

　　5、金价油价大幅上扬 全球通胀预期升温

　　2009年，伴随着美元贬值和经济复苏，全球范围内金价和油价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2月20日，金价飙升至1005美元，之后经过振荡上扬，至12月最终突破1200美元的关口，又一次刷新纪录高点。石油价格亦呈振荡上行趋势，纽约市场原油期货11月一度触及每桶80.40美元，创金融危机后的新高。此后油价虽略有下跌，但到12月21日依然维持在每桶72美元以上。至此，金价、油价全面上扬的局面形成。

　　点评：黄金和石油商品的价格水平是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标。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黄金和石油市场重现繁荣之势。金价屡创新高，并于年底突破1200美元关口；油价震荡上升，危机后已由每桶30多美元涨至70美元以上。推动黄金和石油价格大幅上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危机后各国基本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与之相应，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对原油的需求增幅可观；同时，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亦为传统的黄金消费大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也刺激了对黄金的更高需求。另一方面，从供给上看，鉴于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的大幅缩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采取了“保价限产”的措施，限制了原油市场上的供给；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黄金年产量也基本稳定。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基本需求的增加和市场供给的相对稳定，为全球范围内黄金和石油价格的上扬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其次，美元贬值对于黄金和石油价格的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双赤字”状况从长期上决定了美元走弱的态势；而为推动经济走出危机，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加大了美元贬值及贬值引起的压力。由于黄金和石油价格一般直接由美元标价，美元贬值压力必然导致金价和油价的攀升。

　　值得指出的是，石油和黄金的大幅上涨不仅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且还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预期的升温，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投机的盛行。伴随着各国的经济复苏和救市计划效应的显现，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初见端倪。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缩水，实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各国投资者将大量资金投入资产市场进行投机炒作。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例，代表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CRB指数，从2008年12月5日的322.53点飙升至2009年10月19日的465.64点，涨幅约45%，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投机推动。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了长久以来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但随着危机的结束和经济的复苏，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抑制的市场投机力量再次显露出膨胀态势，这可能为新一轮投机泡沫埋下伏笔。因此，在危机之后，如何在恢复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如何在保持市场活动的同时规避投机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金融组织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点评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总经理 陈卫东

　　6、区域外汇储备库加快建设 亚洲金融合作前进一大步

　　2009年5月3日，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已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借款方式和监督机制等达成共识，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将在2009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2009年10月在泰国召开的第12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表示将加快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争取使其具体形式——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早日运作，成为亚洲金融合作的“血库”。

　　点评：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库的早期设想起源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导火线是没有建立外汇储备短缺时的及时融资安排，因此，危机后有学者提出了建立东亚外汇储备池的建议，即东亚国家将一定份额外汇储备汇入一个“蓄水池”，以提高清迈协议作为危机救助机制的可信度，并通过规模效应减少各国为防范金融危机而被迫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2007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原则同意建立外汇储备库；2009年2月，各方又承诺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同意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规模由原来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一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负面影响的逐步加深，亚洲又面临了国际资本流动不稳定、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涨等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为进一步提升亚洲区域内金融货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新的更为紧迫的要求，这也是亚洲外汇储备库加快建立的现实背景。

　　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是亚洲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明智之举，因为单一经济体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常常力不从心，地区和国际合作应对危机变得非常重要。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即将建立，同时也反映了亚洲国家合作的有效性。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后，将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合作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也将成为国际金融救助机制的必要补充，必将提升亚洲单个国家和整个地区的金融安全程度和经济信心，对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也将大有益处。应该说，从提出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清迈倡议”，到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再到建设区域外汇储备库，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因素制约外汇储备库作用的发挥，包括：总额相对较小，运作细则尚待确立，以及由于缺乏区域经济监测，外汇储备库不得不将80%的资金动用与IMF贷款挂钩，这显然不利于外汇储备库的独立性，也将给实际操作增加难度。目前东盟与中日韩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达3.6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以上。从长远看，还需加快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展望未来，亚洲金融合作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有关国家继续付出更多地努力，才能达至长期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亚洲才能为自身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也才能在重塑全球金融和经济架构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应该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参与亚洲的区域金融合作。

　　点评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 钟红

　　7、迪拜债务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2009年11月25日，迪拜政府宣布将重组旗下最大的主权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延迟6个月偿还其即将到期的约40亿美元债务。此事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次日英国、德国、法国等国股指均下跌3%以上，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前日跌幅介于7至9个基点；迪拜主权债违约保护成本激升，5年期CDS价格扩大至571个基点；新兴市场股市在11月27日也出现剧烈下跌，俄罗斯、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股指平均下跌3%至5%。

　　点评：迪拜债务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世界性大危机演化进程中的又一个新爆点。近年来，中东地区为实现后石油时代的结构转型而加速了经济多元化进程，迪拜是其中一个激进的创新和变革的样板。它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奢侈旅游和金融枢纽为远大的发展目标，先后推进了3000亿美元巨额的建设项目，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同时也极大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为了支持如此巨大的建设规模，政府与国有企业都大举借入了外债(目前总外债约为800亿美元，约为其GDP的97.1%)。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美欧等国加快了全球撤资速度，对迪拜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急剧减少，国际银团采取了全球信贷紧缩政策，都导致资本流入大幅萎缩，货币供给和私人部门贷款急剧下降，迪拜房地产业很快陷入瘫痪。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资金链条断裂、工程项目过多停工等多重因素的冲击最终引爆了迪拜债务危机。

　　随着迪拜世界债务状况的信息逐步披露以及阿联酋央行、阿布扎比政府的援助，不可预见性事件而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情绪及金融市场激烈短期波动很快企稳。长期来看，此次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比较有限。首先，从本质上看，此次债务危机只是在全球经济回暖条件下投资者恐慌所引发的一次性冲击。其次，此次迪拜世界涉及重组的外债仅为260亿美元，不到欧美银行业总资产的0.1%，仅占其营业利润的4%，不会对整个欧美银行业构成较大威胁。再次，阿联酋并非全球性发债大国，与雷曼兄弟这样的全球性大投资银行相比，迪拜债务违约系统性蔓延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此次危机也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调整敲响了警钟。纵观此次危机，与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有颇多相似之处：危机前都有大量的外债或投机资本流入、资产泡沫严重。一旦资本流入发生逆转或宏观政策出现重大失误，都极易导致资金链条断裂最终引发债务危机。

　　此次事件带给我们以下启示：一是过度扩张的房地产开发容易引发投机和银行信贷扩张，一旦某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裂，房地产市场将被迫调整，风险控制能力较低的小银行面临较大的压力；二是过度开放的金融市场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涌入虽可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高涨和泡沫经济破灭，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过度举债的政府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举债来支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方式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当政府财政收入萎缩后无法偿债的风险。这种风险如不能及时控制和化解，极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影响社会稳定，更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点评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8、美国关闭银行数量创20年新高 有毒资产尚未完全核销

　　2009年10月30日，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关闭加州国民银行等9家银行，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单日宣布关闭银行最多纪录。11月2日，美国最大的商贷机构CIT申请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5大破产企业。截至12月23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公布的美国年内倒闭银行数已达到140家，创20年来新高。由于美国商业地产价格已下跌35%至40%，商业地产信贷和商业贷款违约率持续升高，一些规模较小银行前景仍然堪忧。

　　点评：美国银行业危机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说2008年美国大银行上演的悲情一幕仍让人们触目惊心，而2009年中小型银行的倒闭潮又给刚刚开始愈合的金融体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更多的银行倒闭表明危机效应仍在延续，上一轮信贷膨胀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消化，虽然这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无疑将拖累实体经济的复苏步伐。

　　商业不动产贷款恶化成为了此次美国银行业倒闭潮的主要原因。由于零售和商业贷款损失暴露滞后于证券资产，信贷坏账清理正在取代证券资产清理成为美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压力。与大银行不同，中小银行的主要盈利方式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到期类信贷资产，商用房贷资产集中度相当高，很少采用证券化或出售来对冲风险。当商业地产市场成为新的风险源头，商业地产违约率持续上升，中小银行便成为了主要受害者。

　　美国政府以市场方式令雷曼兄弟倒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使得政府在对大机构的救助方面不敢掉以轻心，但忽视了众多中小机构，以及中小机构破产激增的不良后果。中小银行的收入和融资来源有限、FDIC的保险基金捉襟见肘，这些都表明弥补银行损失的资源逐渐短缺。若政府无法果断出手救援，中小银行与商业地产金融危机的蔓延将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美国金融业风险源正在从系统重要性机构转向中小机构，金融风险主要类型已经从市场流动性风险演变为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且由银行信贷违约现金流损失和清偿力丧失而造成的大面积破产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小到不必救”或将取代“大而不能倒”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要问题。

　　中小银行倒闭潮将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脚步。得益于金融市场复苏以及救市政策倾斜，华尔街金融巨头已开始赚取巨额利润，而地区性中小银行仍深陷泥潭。中小银行倒闭潮与实体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仍未打破：一方面，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价暴跌和贷款拖欠猛增，将导致更多中小银行倒闭；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中小银行的经营恶化，破产数量继续飙升，势必会加大企业与消费者融资的难度，这将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融寒冬仍未过去，未来一两年美国银行业将经历相当剧烈的变革和调整。倒闭事件对一些银行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另外一些银行来讲却是很好的扩张机会，FDIC放松私有资本收购破产银行标准，将进一步加速银行业的洗牌。随着商业贷款损失不断扩大、抵押贷款拖欠数量创纪录及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激增，美国中小银行破产风潮仍将继续，大银行业为尽快摆脱危机而加速并购，银行业将经历新一轮市场结构的整合，集中和垄断程度将进一步上升。

　　点评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总经理 宗良

　　9、中国信贷新增规模创新高 支持中国经济率先反弹

　　2009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11月份货币信贷数据，当月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新增2948亿元，1至11月份累计新增达到9.21万亿元，新增规模较上年增加4万亿元，同比增长33.8%，新增规模创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水平，增长率创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信贷规模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率先反弹。

　　点评：2009年以来的信贷高速增长可追溯到2008年底。200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限制，商业银行开始加大信贷投放，当年12月份人民币信贷新增达到0.76万亿元。2009年1至3月份信贷新增分别高达1.65万亿元、1.07万亿元和1.89万亿元，一个季度信贷新增量相当于2008年全年投放量，从而基本奠定了2009年信贷高增长的格局。首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运用。

　　2008年12月开始中国M1和M2高速增长，到2009年11月份分别达到34.6%和29.7%，这为银行体系提供了极为充足的流动性。

　　其次，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国先后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重大政策措施，这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保持了消费的适度增长，从而带动了强劲的信贷需求。

　　最后，全球危机爆发之时，中国银行业经营状态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主要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超过30%，风险资产拨备覆盖率达到100%以上，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连续双降，其中不良率降至3%以下，良好的经营状况使其具有较强实力采取扩张性信贷政策。

　　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在银行信贷高速增长推动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均保持较快增长。扣除物价因素，2009年1-11月份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约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约17%，分别是1993年和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7.7%，投资和消费无疑成为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和“保增长”的关键力量。

　　当然，中国银行业高速增长的信贷投放也引起了对不良贷款反弹的担忧。未来尚不可知，我们不妨以谨慎的态度评估当前形势：一是中国经济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银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已大为下降，IMF最新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9%，世界银行预测增长8.7%，联合国预测增长8.8%；二是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仍然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降，2009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较年初分别下降了557.5亿元和0.74个百分点；三是中国银行业已开始进一步强化风险防范措施，如银监会要求中小银行和大型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到10%和11%，以及要求主要商业银行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各家商业银行将主动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2010年，中国银行业将迎来结构调整和风险控制的一年。

　　点评人：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 唐旭

　　10、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启动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

　　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各部委出台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着中银香港向中行上海分行汇出的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款项，人民币跨境结算正式启动，同时也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航。

　　点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遭到普遍质疑，改革之声此起彼伏。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要求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制定清晰、可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逐步确立与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相适应的货币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首先，全球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包括不稳定性、不平等性等。在这一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迫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而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则对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中国作为美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不能不对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感到担忧。用超主权货币代替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降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储备货币地位，不仅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而且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在用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地位难于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则可能呈现多元化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然后使人民币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从近期来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减少美元的使用，从而可以减少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可能遭受的损失。从长远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克服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问题，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是使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内重要结算和投资货币。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进一步积累国际业务的经验，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业务升级和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化。

　　第二，跨境贸易结算率先从周边地区开展有利于人民币成为重要区域货币。在人民币正式成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以后，周边地区人民币的使用将会进一步大幅增加，从而带来网络效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企业利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结算功能就会提高，人民币的区域流动就会更加频繁，这也必将为下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和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最终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推广降低了对外经济贸易中我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汇兑成本和进行外汇避险的交易成本。因此，人民币作为进出口贸易的结算货币对企业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不过，若想让跨境贸易结算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自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正式启动以来，业务规模遭遇瓶颈。尽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存在时间短、企业对业务办理流程不熟悉和使用外币结算惯性一时不能彻底改变等客观因素，但继续深化和完善政策措施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仅仅是向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一小步。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终究离不开一个国家综合政治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满足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的结算、投资、交易的市场机制。因此，人民币要走向国际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出台几项政策就能一蹴而就的。未来，我们仍需练就内功、继续发展经济，制定可行的战略对策，为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铺好路。

　　点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