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石界 广州报道

　　雨过天未晴。

　　根据最新发布的我国8月外贸数据显示，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17亿美元，其中出口值1037亿美元，连续两个月稳定在千亿美元之上，而经季节调整后，8月份出口环比增长3.4%。

　　这似乎意味着，作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出口，已出现全面回暖；但仔细分析之后，却不难发现，在一连串回暖数字的背后，也隐藏着我国下半年出口形势的隐忧局面。

　　因为8月出口同比降幅高达23.4%，降幅较7月不但未曾缩小，反而再次拉大0.4个百分点，与市场预期明显相悖；进口方面，8月份进口880亿美元，同比下降17%，降幅较7月扩大2.1%。

　　而外部贸易环境，也对中国进出口复苏进程直接戴上了“枷锁”。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而且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这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最激烈的，所以就更容易遇到贸易摩擦。

　　例如，9月11日，美国正式通过轮胎特保案，将从9月26日前对从中国进口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据初步测算，这将影响到中国近10万左右工人的就业，损失约10亿美元出口额。

　　而国内对外贸企业的财税扶持政策，比如，提高出口退税率——这个一直被国内出口企业看作抵御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也应慎重考量。

　　“(调整退税同时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欧盟等地区可能会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是一种补贴，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贸易争端。”近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洽谈会上，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便如是认为。

　　实际上，自去年8月份以来至今国家已经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9月8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就表示，预计全年为工业新增退税额可达1530亿元。但是部分行业仍然认为调整力度不够。近日，已经有钢铁、机械、石化行业协会再次提出上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建议。

　　而在张燕生看来，有比提高出口退税率更好的办法。“这些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源，如果用于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和创新环境、提高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或许会更好。我不认为稳定出口就是单纯的保数量，相反，出口质量和效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更重要。”

退税率不能一个劲儿地调

　　《21世纪》：针对当前的外贸形势，一些行业企业呼吁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的额度，出口退税是否还有继续上调的可能性？

　　张燕生：客观地说，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确可以为企业减轻压力，但在我看来，单纯地、一股劲儿地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思路，有待商榷。这些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源，如果用于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和创新环境、提高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或许会更好。

　　《21世纪》：能否解释一下这个逻辑？

　　张燕生：我曾经做过调查，在之前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前提下，现在如果分若干次调回去，政策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首先，上调出口退税率，国外采购商就可能趁机调低购买价格，由此，调整的出口退税可能成为国外采购商的红利。

　　其次，出口退税是法定的贸易促进政策，应保证这一政策的稳定性，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也会加大企业的出口风险。比如，调的次数多了，企业就会觉得做短单更好。这样虽然国家帮助了出口企业，却也给他们带来了不确定性。

　　最后，(调整的同时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欧盟等地区可能会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是一种补贴，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贸易争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资源，换个做法，就可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麻烦。

　　当然，我不是反对调高出口税率，而是说在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同样的资源，能不能更合适地用于解决企业的实际需要上。

出口质量和效率更重要

　　《21世纪》：你所说的，企业更迫切的实际需要主要指哪些方面？

　　张燕生：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更需要融资体系的完善、人才和产业转移所需要的支持等等。

　　首先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性担保问题，国内各地都在做，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是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依然没有完全建立；再次是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打击较大，从而造成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艰难。因此，政府更应完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体系和政策性金融工具。

　　有人认为出口退税、金融政策都需要调整，但是要知道，资源是稀缺的，在边际效应下，把提高出口退税率所用的资源，用于解决上述问题上或许效果更好。

　　在现在的出口形势下，我不认为稳定出口就是单纯的保数量，相反，出口质量和效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更重要。因此，更重要的还是改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创新环境。

　　《21世纪》：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出路在哪里？

　　张燕生：加工贸易，是国际资本跟国内农民工的结合，关系到农民工的就业和未来中国产业转型。

　　我认为，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最重要的是应该朝着提升本地增值、本地配套、本地企业参与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促进形成由“外资两头在外”转变为“内资两头在外”的产业结构。

　　另外，行业协会、商会及贸易和投资促进部门应当起到相应的作用。比如，通过国际会展服务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帮助企业走出国门开辟新兴市场，促进本地企业在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