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使得2020年春节全国都在抗击疫情的氛围中渡过，随着封城、隔离、返工延迟等各种防疫措施的推进，社会各界产生了对企业生存发展的担忧和焦虑，这种忧虑主要是对企业能否开工、生存的担忧，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何能面对疫情渡过难关，稳定经营的忧虑，也正是因为如此，近些天中央各部门以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复工、复产，加大对企业金融、创新支持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支持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更需要看到的是，在今天网络化、全球化分工的产业格局下，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一旦供应链中断延续，会对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因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迫切地需要从供应链弹性管理的视角，应对此次疫情产生的风险，确保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中国产业供应链在全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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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

对产业供应链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

从疫情对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影响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产业深深地融入到了全球产业网络中，此次疫情对中国产业供应链的持续竞争力形成挑战。目前中国在全球GDP的比重占18%，而第二及第三产业占比为93%，其中第三产业超过50%。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的投资报告，2018年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为1390亿美元，流出量为1300亿美元，均排在世界第二。而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是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2019年我国商品出口31.54万亿元，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18.61万亿元，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企业面临的人力短缺、成本增加、现金流吃紧和供应链不确定性增高等问题，会对企业的出口以及供应链地位产生较大影响。根据中银国际的预测，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厂大面积停产、公共假期延长以及交通运输业调整等原因，疫情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约为300亿美金。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供应链面临的压力在疫情之下会更加凸显，这主要表现为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推进中的生产及供应基地外迁，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爆发而加速。当前国际上讨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制造领域包括汽车、机械、通讯等行业，这些产业正是我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优势行业，一旦不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诸如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因为中国零部件的短缺，数周之内将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威胁，而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产业企业面临着被调整的威胁。因此，跨国企业广泛实施供应链风险分散举措，将在中长期内对我国的产业供应链以及进出口造成结构性影响。

其次，从疫情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看，表现就更为直接。这种挑战主要会反映在5个方面：

一是对企业原材料供应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能是因为物流的原因导致的短缺或中断，特别是原材料或零部件产自于新冠肺炎高发区域，甚至途径高发区域，都会对供应产生挑战。在2020年1月29日DHL公司Resilience360的特别报告中指出，武汉长江沿岸的严重货运中断，港口的物资积压，以及卡车运输、铁路运输服务的严重中断，加之美国、新加坡、韩国、泰国、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加拿大、越南等国因为疫情中断武汉甚至中国往来的航空运输，都对供应链运营和物资供应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汽车、技术和化工行业。根据Resilience360调查，武汉及其周边最主要的产业供应包括汽车（占其经济总量的48.39%）、技术和工程（25%和8.06%）、化工（8.06%）等。

二是对采购管理的影响。供应链是一个网络体系，采购基地往往分布在全国乃至全球。但是因为防范疫情的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疫情的差异，会使得企业采购管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和调整风险，从而使得企业齐套率会大大降低，而这种挑战就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运营是否能正常启动，如同最近有些企业反映的那样，哪怕是1%的原材料短缺，都会产生无法真正实施恢复生产的问题。

三是对供应链生产复工的影响。目前为了防御新冠肺炎，很多地方实施了延迟复工、隔离等措施，特别是疫情高发区域实行了封城措施，这些对于控制疫情非常重要，但是也对供应链运营恢复产生了挑战。从全国各省份劳务输出的情况看，根据目前可查的数据，主要的劳务输出省份包括安徽（2017年外出务工人员1100万）、河南（2017年2100万）、四川（2017年1851.1万元）、湖南（2017年1200万）、湖北（2017年1036万）、广西（2017年790万），这些地区有些省份疫情威胁较大，实施了较为严格的人员流动措施。而劳务输出的主要目的地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这些地区劳动力需求量巨大，2018年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为2188万人，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为5452万人，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为4536万人，因此，这种巨大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在疫情状况下会变得非常突出。

四是对供应链物流的影响。物流是保障抗疫情以及经济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目前大多数物流服务都在服务于抗疫，加之复工以及控制流动的影响，这对企业供应链运营的正常开展也形成了压力。已建立的物流节点和网络都可能受到能力和可得性的挑战，而且短时期之内寻找到可替代的物流设施或路线也较为困难。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会对物流业产生挑战，由于供应链生产的作用，很多物流公司也面临着业务量下降的威胁，诸如这几日马士基，MSC地中海航运，Hapag-Lloyd和CMA-CGM等大型航运公司表示，他们已减少了从中国大陆和香港到印度、加拿大、美国和西非航线上的船只数量。

五是对供应链市场的影响。新冠肺炎的爆发对企业市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些行业可能因此出现爆发性需求，如医疗产品、电子商务等，但是也有的行业会面临需求波动，甚至急剧下降的威胁，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订单下降的威胁巨大。2019年中国出口总值31.54万亿，主要出口产品类别是机电产品（包括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占比达58.4%，其次是服装、纺织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近20%。此外，从出口的类别看，民营企业出口占比首次超过50%，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至58%，这些产品以及出口主体较易受到疫情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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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对疫情如何加强产业供应链弹性管理

从上述状况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供应链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加强供应链弹性管理成为了目前政府和企业同时需要着力的领域。弹性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学科的概念，其根源于心理学和生态系统，然后适应供应链管理领域，一般认为弹性是组织的一种应对中断风险时的动态能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供应链弹性管理是供应链的稳健性和可恢复性的综合体现，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因素，（1）抵御能力，在发生重大灾害和中断时，供应链系统能够完全规避风险或者以最小的损失平稳渡过，最小化中断的破坏；（2）恢复能力，当供应链发生中断时，能够快速反应并找到有效恢复路径回到稳定状态的能力。

基于上述框架和思想，迫切需要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来建立供应链弹性框架和体系，以抵御新冠肺炎所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具体来讲，在政府管理层面，需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综合、协同性的产业供应链风险管理和沟通机制。目前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均在制定一些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是还要从全局性、系统性的角度，来协同政策措施，防止措施实施的不一致对产业供应链的影响。产业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不仅涉及到某些方面和环节，也涉及到产业运营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企业而言，其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复工、税收、资金等方面，物流、关、检、汇、税、金等等都对其顺利运行产生作用，因此，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协同制定政策措施。同样产业供应链的运营不仅是局限在某地、某省，往往涉及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这就需要跨省、跨区域之间的协同和资源互通，一方面有效地控制疫情，另一方面采用一些柔性的手段，促进产业供应链恢复运行。特别是在目前状态下，如何从供应链活动经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给予供应链参与者支持，变得尤为重要。

二是尽快建立基于事件的产业供应链预警体系。基于事件的供应链预警体系的建立是保持供应链弹性的关键要素，基于事件的供应链预警在国际供应链管理中也被称为Event-Based Supply Chain Early Warning System，简称EWS。它是指通过一些手段和举措尽早识别并告知重要的事态发展，并且根据预警信息，可以在足够的时间内启动适当的措施，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事件的影响。具体来讲，EWS的建立需要关注几点：

第一，必须考虑一些经济标准来定义相关的监视区域，否则没有标准将无法真正识别预警的对象。在当前状态下，要及时把握产业供应链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就需要建立重点监测的行业和区域，尤其是易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基于中国在全球产业供应链运行的地位和特点，特别是对于出口影响较大的产业，如机电、汽车、机械、纺织等行业需要尽快建立监测预警机制，此外，对于产业集群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很多产业集聚的地区也需要重点关注；

第二，建立及时有效的提供和获得数据信息的技术手段。预警体系的建立需要有行之有效的数据信息收集、传递和获取的手段，任何数据信息反馈的滞后都会增大供应链风险，因此，建设零延迟的信息数据平台和系统非常关键。这可以借助于社会力量（如一些科技公司、大数据公司的技术能力）以及各管理部门的协同打造企业和行业的信息数据实时监测体系；

第三建立当前信息数据的分析模式，分析判断中需要考虑特定的指标、趋势、模式和经验，以识别关键事件。不同的行业在疫情影响下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尽一致，有的行业可能影响较小、有的行业影响较大；有些行业的影响是短期的，有的可能是长远的；同样有些企业承受供应链风险的能力较大（如大企业、国有企业），有的可能较为脆弱（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因此，在预警分析的过程中，应当考虑这些不同行业、企业的状况，遴选出关键指标和事件，从而为后续的政策措施出台提供坚实的决策依据，而不能想当然、无差别化出台扶持措施。

最后是预警信息的反馈与分享机制建立。预警的模式在于帮助产业避免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导致风险，因此，需要将监测的数据和信息及时反馈给供应链参与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便于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抵御可能的风险。诸如，目前全球产业以及主要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调整动向等等对于我国企业柔性应对风险至关重要。

三是保障企业供应链运营的资源体系。供应链弹性的确立还需要在企业供应链运营的资源供给上给予制度上的保障。这种资源的保障主要反映在人（劳动力）、财（金融服务）、物（物流）上。疫情之后很多企业，特别是产业集群地区会遇到劳动力短缺挑战，因此，应该如何调配劳动力，采用柔性化的人员流动管理政策，这是目前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具体讲，站在政府层面，一方面需要根据疫情在不同地区的状况，采取差别化的疫情防范措施，柔性制定返岗复工政策，尽快将产业供应链的风险降至最低；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劳动力问题，如广东省为了因应疫情对劳动力需求的挑战，制定了就业人员信息台账和岗位需求清单，试图加强省内东西北地区劳动力开发利用。这些都是较好的经验，需要在全国统一规划和实施。产业供应链弹性的建立，资金支持是很重要的方面，2019年大多数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根据coface2019年的调查，2018年，62%的中国中小企业遭遇过买家逾期付款的情况，40%称其逾期付款金额在2018年有所增长，这比2017年的29%要增加不少。更令人担忧的是，遭遇超长期逾期付款（超过180天）金额在年营业额中的占比超过2%的受访企业比例从2017年的47%增至2018年的55%。而在疫情的影响下，这种状况预测会更为显著，因此，如何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帮助企业恢复供应链运营，这是政府在推动产业供应链弹性建设的重要一环。诸如日本在2011年311地震海啸后，就出台了很多政策，一是允许受灾债务人的旧贷款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予以豁免，避免相关违约对其征信资质的损害；二是适用范围包括由于地震已确定难以还款的主体以及由于地震灾害导致在未来很可能将难以偿还贷款的主体；三是明确由于受地震灾害影响，相应贷款将难以偿还，因此大多数担保人的代偿义务得到豁免等。目前在中国，除了政府采取一系列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企业脱困外，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举措便是推动确权和及时支付，这些政策举措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尤其是应收账款确权，这是因为以往在无确权的状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全凭借核心企业的信用以及额度，加之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的交易往来来评断风险，从而做出借贷决策，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的尽调成本上升，最终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必然拉高借贷利率，最终承担压力的主体仍然是中小企业。而核心企业进行交易确权，不仅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尽调成本，调低对中小企业借贷的利率，而且也有利于核心企业自身供应链竞争力提升。这几天招商银行与腾讯合作，在后者进行确权的条件下，对腾讯供应商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借贷利率从原来年化5%下调至4%，这便是很好地努力和实践。资源保障体系的第三个方面便是物流，虽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下，应急物流是重中之重，但是支撑生产运营，特别是全球供应链运营的物流体系仍然是我们需要保障的焦点，否则没有良好的物流支撑，企业供应链的运营也难以为继。四是充分推动产业平台以及产业集群带动产业供应链的参与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建立供应链弹性体系。这些年，中国产业供应链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产业平台的兴起，部分机械、家电、钢铁、煤炭等行业企业构建供应链平台，协同上下游伙伴企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供需精准匹配，推进供应链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近几年中国供应链创新和新经济发展的亮点。以上海为例，2017年拥有重点平台近140余家，年交易额近2万亿元。2018年商务部等8部门推动了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的活动，这些企业在相应的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充分依托这些平台以及产业集群，更好地服务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这既是平台和地方产业集群的责任，也是政府落实供应链弹性建设的抓手。

第一、建立企业层面的基于事件的供应链预警体系。企业层面的EWS与产业供应链EWS不同，它更多地关注于预知具体的供应链运营而产生的不确定，并且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供应链运营。这类预警体系需要关注的领域主要涵盖了两个维度，一是供应链运营的业务维度，也就是交易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交易流主要是及时评判和预估疫情可能对供应市场以及需求端的影响变化。物流则是要关注因为运输、仓储等因素可能对企业运营产生的阻碍，如前所述，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很多物流中断、枢纽点货物积压，因此，需要考量能否有备选物流体系来缓解这种状况。资金流则是关注供应链现金流的状况，并且根据现金流及时调整采购以及销售的支付结算政策，或者争取与核心企业或者平台企业协商，改善目前的资金困境，以加速现金流。信息流则是实时、透明掌握供应链运营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提升柔性经营能力。第二个供应链预警体系建设的关注维度是供应链的级数，即供应链的预警不仅要关注企业的直接上下游，而且更需要关注多层级供应商或客户，即2级到n级供应商或客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供应链运营中，很多风险的产生未必是因为企业的直接供应或者下游客户经营产生问题，而是多级供应链的风险传导到了企业，这在目前抗疫的状况下，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根据供应链预警信息和状况，合理规划供应链运营方式。供应链规划（supply chain planning，简称SCP）指的是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要素重新调整和安排供应链运营模式，根据2019年Gartner对全球供应链经理的调查，供应链规划是企业供应链管理最为重要的能力之一。企业供应链模式的建立与调整，一定要考虑到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采用综合性的措施和手段，以应对疫情对企业供应链运营的负面影响。具体讲，企业供应链运营模式的重塑可以根据两个维度来决策：一是市场端的风险，在疫情影响下这主要包括市场订单的波动、销售渠道的中断、分销物流的中断等等因素；二是供应端的风险，包括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供应物流的阻碍、供应商复工以及经营状况等因素。一种状况是市场端和供应端风险均较小时，企业供应链的运营仍然与以前经营一样，要加强效率管理，尽可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当市场风险较大、供应风险较低时，这时供应链运营主要关注于快速响应和敏捷性，一方面尽可能寻求可替代的销售渠道或物流，满足市场的需求，稳定市场，另一方面，需要与客户积极沟通，合理调整销售分销计划。此外企业需要与法务、人事合作，以了解无法为客户提供产品而造成的财务影响，并为受影响地区的员工提供指导。当供应风险较高、市场风险较低时，此时的供应链管理的重心在于供应风险管理，主要的策略在于尽可能在本地或者可及的区域寻求多源供应，并且一些关键原料和物资多建缓冲以备不时之需，降低供应风险导致供应链运营中断。当然，当两端的风险均高时，不仅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风险管理和调整，而且尽可能准备和寻求资金，以保证有充足的流动性渡过疫情所带来的经营困难期。

第三、运用数字化能力建设企业供应链弹性体系。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状况下，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被认为是供应链弹性形成的重要手段，在近些年的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提出数字化技术有利于企业形成动态能力，以因应供应链风险。面对疫情的影响，数字化能力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强化信息处理能力，快速应对市场；另一方面，能够通过端对端供全程可应链视、可追溯，确立智能生产等新的供应链运营模式，这种状况有些学者称之为数字供应链孪生。具体讲，面对疫情，企业数字化供应链的建立需要考虑自身数字化的能力以及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当自身数字化能力相对较弱，而供应链风险较高时，这时企业需要运用第三方系统实现数字化经营，例如，当企业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自身较难短期内建设电子采购系统时，可以运用第三方电子采购系统来完成采购供应活动。同样，当企业数字化能力较强，而供应链风险较低时，可以利用自身的能力强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供应链运营全过程的数字化。而供应链风险较大、自身又具有数字化能力时，这时需要企业去搭建数字化平台，整合供应链网络中的参与者，通过更好的利益相关者数字协同，提升供应链网络效能。这也就是前面提到了，对于产业平台型的企业或者核心企业可以更好地运用自身强大的数字化能力，帮助产业中小企业抗疫，稳定供应链运营，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