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原

来源：韩不非（本文系杨原副研究员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时政国关分析

摘录

我们目前对两极结构的理解，几乎压倒性地来源于冷战这一个案例，可又是谁下的规定说，冷战这个案例就一定比两极体系的其他案例更有“普适性”呢？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来看，谁又能保证冷战不是一个特例，不是一阵噪音呢？

从历史中发现国家行为的多样性

今天会议的最大特点是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跨界组合。这种跨界讨论的好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同一个议题进行交流，可以弥补彼此知识上的局限和视野上的盲点。不过，这种讨论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也有一个“坏处”：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国际关系学者无疑是占劣势的，毕竟历史学家对史实的掌握会更详实，对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解会更深刻，这些都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短板。所以，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扬长避短，将历史作为启发和检验理论创新的“数据库”，而不是考证和描述历史本身。

国际关系学者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一般性理论，从历史事实中发现有理论启发意义的困惑。任何困惑的出现，都源于既有知识（理论）与外部信息（经验）之间的不一致。一个现象如果没有任何理论加以比对和参照，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困惑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国际关系专业人士，让他去读二战史、冷战史，书上的每个字他都认识，每段历史情节他都能了如指掌，但他很难看出那些历史事件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很难从中发现有国际关系学意义的问题。有了理论参照，我们才能从看起来似乎很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不正常，从而启发和修正我们的理论认识。

就学习和研究古代历史来说，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加深我们对国家行为多样性的理解。

现代国际关系学的经验来源主要是1648年以来的欧洲史和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这些历史的时空范围其实是非常狭窄的。如果只纯粹依据这些有限的历史经验，我们在理解国际政治、制定对外战略时将难免产生思维定势和思维盲点。另外，受牛顿式经典科学哲学的影响，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坚信：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千年不变的”，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后2000年的国际政治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千差万别，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以从19世纪欧洲史中归纳出的结论也一定适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治，也一定能用于指导21世纪的国家战略。受这种信念的影响，我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屏蔽”许多与现有理论认识不符的现象，要么选择性地无视这些现象，要么否认这些现象的“反常性”，而只保留和承认那些与现有理论相符的现象。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就指出，认为任何研究纲领都有“负面启发法”，这些负面启发法规定了研究者不要去研究那些与理论纲领的硬核相冲突的问题。

这样的科学哲学观不利于知识的拓展和学科的进步。要想打破这种思维惰性和思维定式，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理论的经验来源，比如学习和研究非近代历史。广阔历史时空所包含的国家行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能够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一些原本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现象，可能只不过是特殊条件下的特例；而另一些原本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或者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却可能是特定条件下的常态。

▌两面结盟

想象这样一种“不可能”的现象：你的盟国的敌人，同样是你的盟国。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给这种现象暂时起个名字叫“两面结盟”。乍一看，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正常情况下，你的盟国的敌人，应该也是你的敌人，这样才能同仇敌忾，共御外敌。国际关系学关于联盟起源的最主流理论就认为，联盟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要应对共同威胁。当你的盟国的敌人居然成为你的盟国时，那么对于前一个盟国来说，你究竟是他应对威胁的帮手，还是威胁本身？正因为“两面结盟”不符合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所以现有的国际关系学文献完全不涉及这方面的研究。

1915年的欧洲军事联盟。同盟国以深褐色表示，协约国以灰色表示，中立国以黄色表示。在联盟理论里，这属于典型的“正常”国家联盟

但是，某种现象是否存在，并不取决于理论家是否研究它。事实上，在古代东亚，就曾经多次出现这种“两面结盟”现象：高丽曾经与北宋和辽同时结盟，李氏朝鲜曾经与明和后金（清）同时结盟。无论是北宋和辽，还是明和后金，都是当时东亚国际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且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安全矛盾和战略竞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盟国的敌人依然是盟国”这种反常现象。这就打破了我们关于联盟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式。研究古代历史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一点：“与敌人的盟国不可能结盟”这个理论上的大前提是不存在的。

▌两极共治

我们再看另一种“不可能”的现象：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共同领导同一批小国，同一批小国既接受A大国的领导，又接受B大国的领导。我们给这种现象也暂时起个名字叫“两极共治”。乍一看，这种现象也挺难想象的。因为基于冷战四十多年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两极体系下冲突和竞争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常态。在两极体系下，受安全困境、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竞争等许多负面机制的影响，国际体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形成“两极分治”，看起来几乎是一种必然。美苏冷战就是这样，整个世界被割裂为东西方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是美国的盟国，就不是苏联的盟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之所以难以出现“共治”，核心原因是权力的排他性。假如掌权者总是很高兴与他人分享既得权力，也就不会有霸权战争、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大国政治悲剧了。

冷战时期的欧洲，划分为西方阵营（蓝色）与苏联阵营（红色）

但是，历史上还真的出现过“两极共治”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晋楚两极结构之下。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召开了第二次弭兵之会，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会议，当时体系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晋楚两国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除齐国和秦国外，其他所有国家，不管原来是晋国的属国还是楚国的属国，现在都要同时向晋楚两国进贡。这就形成了晋楚共治的局面。刚才讲到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本质上也是一种“两极共治”。高丽同时与北宋和契丹结盟，实际上就是同时接受北宋和契丹对自己的领导，北宋和契丹共同享有对高丽的宗主权。

不过，晋楚共治和宋辽共治有一个区别：晋楚共治实际维持的时间很短，很快就瓦解了。而宋辽共治则维持了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澶渊之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北宋和辽的关系一直很稳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极共治”存续时间上的这种差异？具体的历史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核心性的原因是：晋楚两国给小国提供的“好处”（这里避免使用“公共物品”这一已被严重滥用和误用的概念。很多情况下大国给小国提供的“物品”都是排他的和有竞争性的）是高度同质化的，都是提供（正面或负面）安全保障；而宋辽所提供的物品则是差异化地，北宋为高丽提供的是政权的合法性，辽为高丽提供的是负面安全保障。

为什么提供同质化物品的“两极共治”没有提供差异化物品的“两极共治”稳定持久？一个关键原因是，小国接受大国的领导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意味着小国要向两个大国进贡，支付双倍的成本。而如果从两个大国那里得到的“回报”是相同的（比如都是安全保障），而任何一个大国所提供的该种“回报”就足以满足小国的需求，那么小国就没有动力同时保持对两个大国的臣服，而会逐渐转为只依赖其中一个大国。

冷战时期美苏的竞争就是高度同质化的，它们给各自盟国提供的“好处”完全一样，都是“打包”提供安全保障、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各自的盟国就没有动力去寻求与另一个大国接近，更不用说形成“共治”了。根据“两极共治”的逻辑，两极体系要想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大国应该注重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

▌两极结盟

古代历史给我们的启发还远不止此。我们再来看一个不可思议程度只有比“两面结盟”和“两极共治”更高的“不可能”现象：两极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不妨将这种情况简称为“两极结盟”。如果我们坚持把对两极体系的认识局限在美苏冷战这一个“孤例”上，那么“两极结盟”就只能是天方夜谭。毕竟，美苏两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高度对抗的关系，就已经是全世界之幸了，怎么还能奢谈美苏结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权力转移论、霸权稳定论，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修昔底德陷阱”论，尽管立论角度各有不同，但是“国际体系内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是大概率事件”这一点是基本共识。新现实主义相对乐观，但同样认为两极结构下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依据现代历史经验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两极结盟”是不可能的。

但是，真实世界里国家行为所展现出的多样性，有时真的会极大地超出理论家的想象。公元前421年，也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第十年，雅典和斯巴达签订《尼基阿斯和约》，结束长达十年的阿奇达姆斯战争。随即两国又签订了一个有效期50年的同盟条约。盟约明确规定，如果有敌人侵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另一国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对方。这是最典型意义上的狭义的军事同盟。无独有偶，同样是在两极体系下，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经历了80多年的对抗和多次战争后，签订第一次弭兵之盟。盟约明确规定“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与雅典和斯巴达同盟条约的内容如出一辙。

现在，“修昔底德陷阱”正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在谈论的流行语，但事实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最早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在掉进陷阱的过程中居然还结过盟。我们一说起修昔底德，一说起伯罗奔尼撒战争，都是在说雅典实力怎么增长啦，怎么引起斯巴达恐惧啦，怎么导致大国政治的悲剧啦，而对这段历史中明显违反常识的“两极结盟”现象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任何观察都是被理论过滤的。当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互动必然是冲突，必然是战争，那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无视那些与这个信念不相符的信息，认为它们不过是特例和“噪音”。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案例是常态，哪个案例是特例呢？我们目前对两极结构的理解，几乎压倒性地来源于冷战这一个案例，可又是谁下的规定说，冷战这个案例就一定比两极体系的其他案例更有“普适性”呢？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来看，谁又能保证冷战不是一个特例，不是一阵噪音呢？

总之，要拓展和加深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应该增加我们的“输入”（input），增加我们的经验数据来源，以更开放的心态，正视国际政治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