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中，周小川指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尽管有些人过多地强调宏观方面因素的作用，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在此次危机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此次金融危机还暴露出宏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在危机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包括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起的作用。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特点，即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为此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因此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

    周小川对此认为，中国愿意朝降低储蓄率的方向努力，但不宜轻易夸大中、美两国对纠正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观察近20年各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终究只是全球顺差的一部分；而产油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所占分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逆差或低储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一家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只有中东欧国家在全球逆差中占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

    针对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至接近7%的水平，他进一步认为，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而言，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美国医疗体制改革受到普遍关注，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就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周小川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与消费有关，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从中国储蓄的分布来看，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储蓄高，与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他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目前的股权分布结构也导致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而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他认为，在这一方面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周小川表示，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以此缩减储蓄剩余（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的规模，从而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

    众所周知，工业投资过多将会导致产能过剩，因此，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向，并能防止浪费。目前，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即城镇化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是未来将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并会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

    周小川分析了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调整，走向再平衡的几种可能情景。

    情景一：是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也是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即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这是最理想的。但结构调整会涉及许多难题，并不容易。同时，不能根据刚拿到手的短期数据，就认为这个问题能轻易得到解决。

    情景二：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降低，就业下降，使中国进入GDP低增长阶段。应力争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种情景的一个变种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整。

    情景三：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两者之合力使过剩储蓄及其外流充分下降。在此过程中，可以设想城镇设施、住房和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对未来的消费和就业形成支撑。这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要对城镇化的投融资方式和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多年来都在讨论的市政债券等议题。

    情景四：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中国出口产品，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一部分产能，包括制成品出口产能。从南北关系来讲，这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未来消费的提升。这一情景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届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美国是否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持大额贸易逆差将成为一个重大考验。

    情景五：美国总储蓄率的提高并不那么顺利和持续，包括健保改革或许会不顺利，公共消费仍居高不下，而中国的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对外贸易实现比较平衡，或者尚存的过剩储蓄不再流向美国，而是分流到其他国家。此时，美国可能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和产油国仍存在贸易不平衡和储蓄流动问题。

    情景六：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即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当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格局还将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可能还有多种多样的情景，并且最后还可能出现某些情景的混合。对此要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同时中国也强调，这种增长应是绿色的增长。另外，从人口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也将是全球总需求的重要来源。

    周小川归纳了三点倾向性的个人认识，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需要重视、同时也是有难度的议题，但在解决金融危机时，千万不能忽视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以及改进监管的作用，防止聚焦跑偏。二是要分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特征，它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结构调整。三是沿着上述情景分析，应力求情景一，避免情景二和六，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情景三、四、五。为此，还需要沿着可选的方向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并推动改革，以实现相应的变化。

    他最后强调，我们的党和政府多年来创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和一些政策，已涉及到这些改革和调整的方方面面，包括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内需、环境友好、城镇化、发展服务业、投资贸易便利化等等。危机以来，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为减缓危机的负面冲击、维系可持续发展做了大量的努力。尽管在具体规律和路径上还需不断探索、试验和认识，但他深信，世界各国共同探索，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途径并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