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本文原载于《世界知识》杂志2017年第21期。

美国的枪击案件有多严重

10月1日晚，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64岁的白人男性斯蒂芬·帕多克从酒店32楼房间向下开枪扫射。事件造成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成为美国近代史上伤亡最严重的枪击案。尽管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事发当晚“自杀”身亡的帕多克此前把多达23支枪带入酒店房间，这些枪支均系他合法购入。

在拉斯维加斯惨案之前，2016年6月12日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的枪击案造成伤亡人数最多，50人死，53人伤。过去10年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还包括2007年4月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32人死）和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名儿童和6名成人被杀）。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www. gunviolencearchive.org）的统计，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至今，也就是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已发生至少1518起大规模枪击案，至少1715人被杀、6089人受伤。

上面提到的仅是大规模枪击案，也就是超过4人（不包括枪手）被枪杀或被枪击的案件。伤亡人数在4人以下的枪击案则是每天都在发生。“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2017年已发生48679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2174人死亡，24755人受伤；2016年共58743起，15080人死亡，30616人受伤。

拉斯维加斯惨案使控枪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焦点，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要求尽快通过收紧枪支管理的法案，加强审查买枪者的背景，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呼吁通过更严格的枪械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拉斯维加斯惨案的凶手进行了严厉谴责，但在控枪问题上模棱两可，说“或许这(控枪)将发生，但并非现在”。特朗普的暧昧态度令人想起他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共和党保守派相一致、与民主党相对立的反控枪立场。当时他公开证实自己拥有纽约市颁发的持枪证，“希望自己得到保护”，还就2016年10月1日在俄勒冈州罗斯堡镇发生的导致10死9伤的校园枪击案发表评论说，如果教师手中有枪，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例外国家”的持枪自由

围绕控枪问题的辩论在美国已持续多年，一直没有结果。那么在美国，控枪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难？

美国一向以“例外国家”著称。“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明显的标签。美国为什么例外呢？因为它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以宗教为魂的国家”、各种族裔和文化的“熔炉”。美国之所以“例外”，还包括美国人对“美国价值理念”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高人一等”的笃信。这些理念也就是在《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得到体现的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自由、平等、个人权利、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自由和权利的概念犹如硬币之两面，缺一不可。前者是“不受干涉的自由”，后者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用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话说，前者是“消极自由”（liberty from），后者是“积极自由”（liberty to）。世人熟知的美国《权利法案》试图在最大限度上保障这两种“自由”。在《权利法案》罗列的各项自由当中，最具争议的就是持枪自由。该法案第二条写到，“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很多美国人是如此执着于《权利法案》赋予的自由，以至于宁愿直面枪支泛滥导致的各种凶案的风险，也不愿放弃持枪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例外”的，美国的自由是可以致命的。

《权利法案》第二条是历经修订才形成今天这样的表述的。细读修正案原文，并联系一下美国的建国背景（先有各州再有联邦政府），就会发现它保护的其实不是个人持枪权，而是集体（各州民兵）持枪权。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一个案子中裁定，修正案涉及的自卫权是受联邦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之一。在2010年的一个案子中，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定各州政府也应保护个人持枪权。即使没有最高法院的这两个判例，那些坚决捍卫自己持枪权的美国人也不用担心，因为至少有44个州的州宪法明确保护个人持枪权。

虽然世界上不少国家允许持枪，但在宪法里明文规定持枪自由的只有美国，其他国家民众合法拥有的枪支数量根本无法与美国人拥有的枪支数量相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今年10月的一篇报道，全球范围内非军警预备役人员个人持有大约6.5亿支枪，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个人拥枪却有3亿多支，占全球48%。平均下来，美国每100个人拥枪89支，远高于世界排名第二的也门（55支）。

因为拥有持枪的自由，加上很多美国人喜欢收藏枪支，经合法申请拥有的枪支也就成了美国的“例外礼物”。据报道，2011年美国节日购物的畅销货之一就是枪支，仅在11月，联邦调查局的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就收到约153.4万份私人购枪申请，创下历史记录。

持枪自由让美国成为“全民武装国度”。一个国家私人拥枪3亿多支是个什么概念？美国的现役和后备役军人约200万，假设每个军人配发100支枪，就是2亿支。如果美国有100万名警察，假设每人也配100支枪，总共1亿支。两者相加，才与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数量勉强持平。换作任何其他国家，如果代表国家机器的军警所持枪支还没有私人手中的多，那个国家的领导层肯定会坐立不安。幸亏美国人不喜欢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否则美国不会从建国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试图推翻联邦或州政府的武装暴乱，也没有任何反对党或本土民间组织试图武装进攻重要城市的事件。在美国传统的政治思维中，枪支所代表的暴力对政府执政地位不构成威胁。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比生活在一个人人有枪的社会更可怕的，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持枪自由的国家。

对恶性枪击事件见惯不惊的美国人

枪支在美国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尽管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查、登记和购枪后的管理与检查程序，每个人仍然成为“潜在的杀手”。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持枪是为了自卫和打猎，但极少数人却把手中的枪支变成了发泄对社会不满和制造精神刺激的工具。既然有持枪自由，美国人也必然为这个自由付出代价，并且是高昂的代价。

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社会上频繁发生的枪击案已经见怪不怪。著名民调公司皮尤做过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每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支持管控枪支和捍卫持枪权的美国公众比例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惨案发生后，60%的美国人支持控枪，32%支持持枪权，而2004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8%和37%。拉斯维加斯惨案发生后，立即有很多媒体评论说，大家仍会是先震惊一阵子，然后再次恢复原样，“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

当然，见惯不惊并不等于没人要求改变。盖洛普的民调显示，从2013年开始，一直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对现有的枪支管理制度不满；2001到2012年之间，不满意的比例也保持在40%以上。盖洛普的数据还显示，从1990年至今，除了2011和2015年，一直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支持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皮尤的民调则显示，尽管美国在过去近20年间发生了太多大规模枪击事件，但认为保护持枪权比管控枪支更重要的美国人比例却在稳步上升，从2000年的29%增加到了2017年的51%，认为控枪比保护持枪权重要的美国人比例却从66%下降到了51%。至少从民调数据看，美国人在管控枪支和持枪自由之间很难决断，这也是美国国会迟迟没有通过严厉控枪法案的原因之一。

说到美国的枪支暴力和枪支管控，不得不提及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该协会有400多万会员，年收入2亿美元左右。正是这样一个代表极少数美国人和枪支制造企业利益的游说集团，一次次成功阻挠国会通过更严厉的控枪法案，“保障”着美国人为“美国式自由”付出代价的“自由”。

枪支暴力与政治衰朽

很多研究和关注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社会生活中有三大争议性话题：宗教、枪支、同性恋，这三个词的英文字首都是G（God, Guns, Gay），美国政治因此被一些人戏称为“3G政治”。

反对控枪者最著名的观点是，“枪不杀人，是人杀人”（Guns don’t kill people but people kill people）。的确，一支枪不会自己站起来瞄准开火，而是需要人来操纵。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人用枪袭击人呢？难道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有暴力倾向？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枪越多，枪支暴力的几率就越高。这犹如一个城市的汽车越多，交通事故和堵车概率往往就越高。如果美国不是几乎每人一把枪，而是每100人一支，那么在这个国家发生枪击事件的概率肯定要小很多。现有研究表明，在美国的50个州当中，人均枪支拥有量越高，因枪击而死的人越多；反之，人均枪支拥有量越低，枪支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少。

第二，美国的枪击暴力如此频繁，似乎和美国政治制度的衰朽有关。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一书让“政治衰朽”成为世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书中，福山认为美国的国家能力已经明显退化，具体表现为一些原本应由行政机构履行的国家职能正在被法院和政党所替代，美国政治重新走向家族化，少数利益集团对重大公共政策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除了福山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外，显示美国正在发生政治衰朽的指标其实还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犯罪学专家加里·拉佛利（Gary LaFree）的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枪支暴力成反比：信任度越高，枪支暴力越少；信任度越低，枪支暴力越多。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初，美国国内形成了应对苏联威胁的国家共识，加上延续近20年的经济繁荣，政府公信力和民众向心力增加，枪支暴力数量较低。然而后来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高潮让美国社会陷入巨大分裂，枪支暴力案件剧增，尤其是黑人为凶手的枪支暴力事件。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平权运动兴起，所谓的“伟大社会”给少数族裔创造了大量社会福利，再加上越战失败，导致白人对政府的信任降低，白人为凶手的枪击暴力事件显著上升。

按照这个理论，奥巴马的当选会增加黑人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减少黑人群体发起的枪支暴力，但同时会减少白人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增加白人发起的枪支暴力。由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聚居在大城市，而大多数白人选民聚居在郊区和农村，因此大城市的枪击事件会减少，而郊区和农村的枪支暴力会增多。

为什么对政府的信任与枪支暴力有显著关系呢？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兰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写道：“当我们对自己的政府和政治领袖不再信任，当我们彼此间不再亲近，当我们对社会公平心灰意冷，我们赖以为生的信心势必受到影响。于是那些无伤大雅的、本可置之一笑的龃龉、屈辱和失落，可能让我们动怒——让我们产生敌意、戒心和攻击性——甚至在某时某地让我们诉诸暴力。”

如此看来，要减少枪支暴力，美国政府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公信力。这次拉斯维加斯惨案的头号凶嫌帕多克据说是个极反感特朗普及其拥趸的人，如果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将再次为上述理论提供佐证。今后，如果特朗普的立法议程处处受阻，如果主流媒体对他穷追猛打，那么他的忠实支持者可能因此而沮丧，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则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更多枪支暴力。届时，不支持控枪的特朗普总统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呢？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世界知识》杂志201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