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省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建议将资本在1000万元以下的划为微型企业，年营业额在30万元以下的个体户应该一律免税。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官维平也坦言，正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声音很少，目前中小企业统计口径不一，家底仍然不清。

　　特邀嘉宾

　　吴凯(东莞凯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功俊（东莞屹立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梅新（广州某企业负责人）

　　新快报记者尹辉实习生高艳

　　地位不平等导致中小企业难以出声

　　新快报：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官维平坦言，社会关于中小企业的舆论虽多，但正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声音却很少，中小企业的实际话语权不大。对官维平副局长的这番话，各位如何理解？又有何建议？

　　侯梅新：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只要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话语权都不大。我觉得官副局长这番话可能是指决策圈内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中 小企业的特别少。现在发展经济压倒一切，一般行政长官会主动与辖区内的企业沟通，但是限于个人精力，总是与大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比较畅通，很难深入众多中 小企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规模以上企业”，意思是规模大到领导看得见、听得见。

　　中小企业特别需要按自愿组织商会，由商会聘请民间智囊，理性而高效地向政府和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商会与商会之间也应该存在竞争关系，优胜劣汰，淘汰那些只收费不干事的商会。

　　吴凯：官副局长所言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说穿了就是政治地位待遇问题。中小企业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多少政治地位的提高，可谓“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人”。

　　中小企业除了话语权不大外，更多的是在夹缝中成长的中小企业甚至都不敢说话，更别说说真话！本人近期发表了一些关于对中小企业看法的文章，一些 企业界的朋友很善意地劝我，如果文章得罪了一些官场的人，说不定秋后算账，税务、劳动等部门会接踵而至来“拜访”，吃亏的还是自己。

　　改革开放30年，中小企业功不可没，但是如何对待中小企业的问题，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对中小企业还是有着一些偏见和不理解，包括重大轻小，重国有轻民营，特别是反映在地方官员、部分媒体及经济理论工作者中。

　　如果他们不能消除对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歧视，就算是给了我们形式上的话语权，对中小企业又能真正帮助多少？我想，只要是某个方面最真实的声音，我们就不得横加指责，相反，我们的社会应该鼓励这样的人说出真话。否则，话越多，麻烦越大。

　　肖功俊：事实上，中小企业的声音不是很少，而是没有；中小企业的话语权不是不大，而是全无。从制度安排来说，基本上不存在中小企业的声音表达渠道，更无话语权可言。

　　作为省中小企业局的副局长，我深信，官维平先生应该心中有数。中小企业局理应是我们的“娘家”，可我们的“娘家”几时向我们征求过意见？几时问 起过我们的冷暖？既然“娘家人”都不理会我们，还有谁会来听我们的声音？就连领导们视察都是去一些人多、地大、厂房高的企业，何时真正体验过小企业的成长 艰辛？

　　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除了制度原因，更是因为专家学者及官员们“唯大是好”的思想使然，总是认为发展就是扩大，只有大企业才能赚大钱，只有大企业才能体现政绩。在如此“求大”思想指导下，各项经济政策自然也是“大”字当头，中小企业何来话语权？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也不难，而且首先就要从中小企业局做起：其一，定期出版实用性刊物，免费发放企业，并以此宣传政府的各项政策及经济动态；其 二，建立企业家交流平台，鼓励企业家说真话、实话，并对企业界的意见进行公开准时的回复，定期召开企业代表大会，收集企业意见。其三，改变干部用人机制， 从企业界选拔精通企业经营的人才从事经济工作。中小企业局有几个自己真刀实枪地干过企业的干部？现时官员中极少有此类具实战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因而经济政 策脱离实际也在意料之中。

　　中小企业恐惧变“大”皆因易被“关注”

　　新快报：官维平还提到，目前中小企业没有具体统计方法，税收、金融、工商等统计口径不一，我国中小企业的家底仍然不清。现实中，目前中小企业的统计方法各位了解多少？目前的统计方法及统计结果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效应？

　　侯梅新：统计口径不一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政府部门只根据统计数据作为决策依据，忽视微观经济现象和个体权利。

　　肖功俊：有关统计数据混乱不堪是事实，谁也搞不清中小企业的真正家底，官维平先生此言算是实事求是，现在的统计数据远不能反映经济全貌。既然如此，就应该少引用此类统计数据，以免误导企业。

　　吴凯：就算统计出来，又有何用？在当前经济低迷时刻，中小企业主不会像经济学家和官员们那么关心和讨论企业的划分标准，他们不关心政府部门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更不关心他们属于何种企业，他们关心的是工厂有无订单，税收方面有无优惠和减免。

　　相反，他们更加恐惧被称为大或中型企业，原因简单而直接：第一，企业再大，还是私营企业。在政策方面得不到优惠，如没有固定资产，同样在银行无 法融资，相反，企业大了，反而容易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对象。如税务部门一旦完成不了任务指标，就可能不断上门来查账了。第二，企业大了，雇员自然 就会增加，相应的其他以企业人头数为标准的五花八门各式行政收费就增加，如在东莞，治安费、卫生费、暂住证费、社保等这些费用就都要增加。第三，在当前经 济低迷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大，固定成本就高，一旦订单不足，资金链再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取消倾斜性优惠远胜无法落实的扶持

　　新快报：厉以宁建议应从小型企业中划分出微型企业来，“如资本在1000万元以下的划为微型企业。”对他的这种建议各位如何看？此举有没有实际意义？

　　侯梅新：在贫困地区，资本达到1000万算是规模企业了。微型企业的提法只是文字概念，用什么名词无所谓，只有落实到权利层面才有实际意义。

　　我认为按照雇用人数来界定企业规模，比注册资本或者销售额更为合理，直观很多。国外有很多法律法规都为雇员人数少的企业设置了例外法则，比如工会法、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雇员达到某个数量以上才适用。

　　肖功俊：现时有关中小企业的定义基本脱离实际，对于政策制定没有参考意义。以资本多少划分企业大小更是毫无意义，因为企业的注册资本与实际运作 资本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注册资本1000万的企业，他可能运作资本为零，实现这一点很容易，注册时向谁借上1000万，待办完注册后全部划走，一分也不 留。

　　新快报：厉以宁还建议，凡是年营业额在30万元以下的个体户应该一律免税，30万元以上的，减掉30万免税额之后再减税。这些建议能否付诸实施？如果付诸实施会对小企业产生哪些切实的作用？

　　侯梅新：这个建议既合理也可行。年营业额30万，月营业额才2.5万元，按利润率10%计算利润才2500元，刚够缴个人所得税。其实征收这笔 税收，不光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可能超过企业纳税额，而且企业也必须健全财务账本，需要聘请财会人员，这笔纳税成本对于他们也是致命的。

　　肖功俊：以我们现在的税收体制及管理水平，这项美好的建议并不具备可行性：其一，各类企业为了避税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个体户，或在原来的基础上以 各种名义注册多家个体户，可能导致一夜之间个体户有如雨后春笋。如此，企业又多了一种避税的灰色渠道。其二，此做法将使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对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影响尤为严重，某些落后地区可能完全失去财政来源，因而必将招致巨大阻力。其三，这将使现在已经漏洞百出、复杂不堪的税制更加复杂，从而为腐败和非法 交易提供了温床，搞不好经济秩序会更加混乱。

　　我真诚地期待，专家、学者、官员们能深入企业一线了解实情，对现行税制的改革提出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将现在不切实际的高税率降下来。改革的方向 应该是简化而不是复杂化，取消各种倾斜性优惠而不是再搞些无法落实的“扶持”。中小企业可不敢奢望政策照顾，能把大企业所享受的各种好处都落实到中小企业 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