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小企业家的自白
兰新民经营的这间公司是一家从事节水灌溉产品及设备研发、生产和施工的高科技企业，先后承担了11个国家科技计划和产业化项目，但今年以来这家 前景看好的企业基本停产，面临倒闭风险。他郁闷地说，“如果政府、银行等部门能在关键时刻帮上那么一小把，我们现在可能仍然会活得很好。”
曾准备卖肾筹钱
兰新民在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赚了第一桶金后，决定从事一项既有经济效益又能为环境作贡献的行业——节水灌溉。从1998年起，他自己投资、 组织专家开展节水滴灌技术研究，终于在2000年研发成功我国第一条国产化的内镶式滴灌管生产线。根据这一技术，2001年8月兰新民成立了和平科技公 司。公司先后承接了国家“863”计划、“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等11个国家项目，开发出了节水滴灌6个系列21个产品。
兰新民说，企业从成立至现在，一直在资金问题上饱受折磨，“时刻感到当老板就像当孙子一样。这几年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光了，还从亲戚朋友 家里借了不少钱。最艰难的时候，我准备卖一个肾，和第四军医大学都联系好了，这时中科院一位教授得知情况后借给我30万元，才让我暂时渡过难关。”
“说到银行贷款，2004年我们在一家银行贷了600万元。这些短期贷款每年都要重新办一次手续，借新还旧，续一年就像新办一次贷款一样复杂，工作人员吃拿卡要，这对企业来说成了一次次灾难。虽然国家规定贷款利率是6%，但加上隐性成本利率肯定超过10%。”
“我们也曾向金融机构申请过长期贷款。2006年，陕西省金融领导小组将我们列为全省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帮助我们在国家开发银行申请长期贷款3000万元，银行也已同意，但在我们花去26万元做完资料忙了半年后，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其内部政策调整，贷款被搁置起来。”
“今年想借高利贷，这里行情是月息5%，借100万元一个月给息5万元，一年下来60万元。一个地下钱庄答应可以贷500万元，不用抵押，但要先把3个月的利息75万元付给他们再借钱，我当时哪里能拿得出75万元，加上他们有黑道背景信誉不高，风险太高，没敢借。”
“两个月前，我联系了西安一家典当行，准备将我们28亩土地和6600平方米的厂房进行抵押，开始说好借300万元一个月利息5万元，每月结一 次息。但没想到的是，我们把抵押手续都办完了，花了五六万元手续费，他们竟说最近没有现金办不了，感觉好像是专门骗手续费的。”
“我借钱借到什么程度？亲戚朋友借到都不好意思开口了。”兰新民说：“每次到了节日，不瞒你说，把我愁死了。税务、工商、银行等单位，你不露面肯定不合适。往年有钱时早就办了，今年是到两节前一天才拿自己信用卡透支买的礼品。”
生存日趋艰难
采访中，兰新民一遍又一遍地感叹现在办企业太难。“我们公司的原料主要是聚乙烯，石油涨价后，生产成本翻了一倍还多。我们原来设计这个项目时， 利润是成本的5倍，当时聚乙烯是5000元一吨，现在是15000元左右，涨了两倍。再加上人工成本的上涨，算下来，现在基本没什么利润可赚。”
“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有比成本上升更害怕的事情，那就是全国节水行业的恶性竞争严重。哪里有招标项目时，各个公司、各个代理商都千方百计想拿到项目，出的价一个比一个低，条件一个比一个优惠，最后是即使拿到项目利润也是很薄很薄。”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拖欠项目资金，这才是我们节水行业的苦处。以我们承担的日本协力银行节水灌溉项目为例，日本出资66%，当地配套34%，我们项目都交付使用了，但地方配套资金还不到位。现在仅新疆方面就欠我们2000多万元，一直要不回钱来。”
“由于销售的产品资金一直难以回笼，今年银行贷款已经逾期。我们企业就这样有了信用不良记录，不仅再贷不了款，还要承担高达数倍的罚息，最终使我们企业走进了现在的死胡同。”
“我这几年拼着命工作，结果是我们老板不过是给银行打工。我在公司里已经有两年没给自己发工资，管理层里的副总也有一年多没有发工资，来一点钱 都是先发给员工，毕竟许多员工还是要靠工资生活。”兰新民感叹：“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现在我是回家家里人不高兴，所有积蓄全被我花掉了，在外面也没 什么交际，没什么朋友，这种冷暖感受非常明显。”
谁来拉关键的一把
从去年开始，和平科技公司就一直在裁员，员工从最高超过百人已裁到不足10人，节水设备生产线也已停产。兰新民说，如果现在资金问题还不解决， 企业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们最关键的困难时刻，如果政府、银行等部门有人能拉上一把，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惨。”
“可惜的是，银行和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个特点，都喜欢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的。在银行贷款逾期后，我想和银行商量能不能不罚息，但根本没人理你，连谈都不和你谈。”
“三年一小难，五年一大难。这是我做企业这么多年总结的规律。企业没有这种大难小难你也发展不起来，这次脱层皮就是为下一次升级做准备。今年东南沿海许多中小企业十分困难，挺不过去就只有死掉，挺过去了可能就会赚更多钱，成为更大的老板。”
“过去10年时间，我一直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把节水产业做大做强。尽管我们有这么多技术和产品，但现在活命要紧。毕竟我们 都是普通人，还要赚钱养家糊口。现在看来完全靠国家、靠银行都不行，只能靠自己，我准备卖掉办公楼或出租厂房，或者寻找投资方入股，想尽办法先解套再说。 ”
“在企业脱困的过程中，我们中小企业还是希望获得国家的扶持。这种支持不一定是一下子给你多少资金，而是要营造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例如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不会有恶性竞争，不会有恶意拖欠工程款；有一个好的金融环境，企业资金困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借高利贷。”近几年，国家支农投资渠道较多，但因为形不成整体合力，使得支农资金仍然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尽管国家近年连续加大支农资金下拨力度，但《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辽宁走访调研时发现，受历史包袱沉重及农村资金回流体制不畅等因素影响，目前支农信贷投放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支农跛在资金
春耕时期，在盘锦大洼县荣兴乡的一家化肥店里，50多岁的江女士正在挑选化肥，她告诉本刊记者，本来早就该买化肥了，可是由于家里钱没凑齐，也贷不到款，好不容易东挪西凑才借到钱来买化肥。
与她一样，铁岭市昌图县毛家甸子镇养牛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张新兴也是满腹牢骚。张新兴与其他5名当地养牛专业户去年通过联保贷款，从农信社每人贷到3万元。“今年一分钱也贷不来了，牛都饿瘦了。”张新兴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
辽宁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牟岱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农民贷款难，近几年在辽宁有加剧趋势。他连续几年在铁岭、阜新、丹东等地对这个问题进 行跟踪调研。综合各个渠道信息：2006年，辽宁全省累计有398万户农户从农信社等金融机构获得过小额贷款，占全省农户数的3/5。而到了2007年， 获得小额贷款的农户比例却下降到1/3，2008年虽然邮政储蓄银行也开始发放农户小额信贷，但全省能获得小额信贷的农户也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
辽宁邮储银行2008年曾在农业大县铁岭市昌图县开展过详细的入户调查，有70%的农户和商户反映，最缺的是资金；90%以上的人认为贷款困 难，主要是手中无定期存单，而且办理抵押贷款手续也非常麻烦。其中，养殖农户和批发零售业的资金需求最为旺盛，由于贷款难，当地民间拆借比较活跃，月息从 1分到3分不等。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逐步淡出，农信社越来越成为支农的主体，虽然其网点众多，但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而且相当多的农信社亏损严重，单靠农信社“一农支三农”有时捉襟见肘。
作为辽宁最大的农业地区，朝阳市共有7家农信联社。近三年，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加之农信社加强管理，朝阳农信系统分别实现了1000万元、8000万元和1亿元的当年盈利，但由于历史包袱太重，现仍累计亏损6.2亿元，不良贷款率去年底仍高达28%。
辽宁农信社朝阳办事处副主任李洪增对本刊记者说，农信社在朝阳地区的分支机构最多，多达250多个，虽然收储成本很高，但存款增长却不算快，存 款中80%-90%都是城镇农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比重太低，连政府部门的涉农资金都极少存在信用社。这造成支农资金持续紧张。截止到去年底，朝阳各家信 用社贷款余额达到72亿元，存款余额94亿元，贷存比已超过75%的警戒线。
而朝阳的问题还并非最严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介绍道，2008年，辽宁省农村信用社新增贷存比达到80.9%，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新增贷存比超过90%，甚至有的超过100%。
农村资金失血加剧
“近几年，虽然国家支农投资渠道较多，但仍形不成整体合力。”辽宁省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国俊向本刊记者介绍，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涉 及发改委、财政、农业、扶贫办、教育、水利、林业、卫生、民政、交通等部门，极难进行统一的协调管理。财政支农资金除由各级财政部门拨付外，省市各级农、 林、水等主管部门层层下拨，形成资金来源渠道多、投入分散的状况。
农信社支农资金紧张也引起过辽宁省政府的重视。去年底，辽宁省政府要求各级涉农部门要将财政涉农资金存入到各级信用社，以确保农信社有充足的自 有支农资金。但据了解，省政府的这项要求却很难落实到位。以丹东地区为例，该地区县级以下涉农账户应该有15个，但只有宽甸和凤城联社有4个涉农账户，宽 甸县涉农资金2亿元以上，但建在当地农村信用社涉农资金账户存款仅500万元。
“政府下令后，情况变化也不大，许多部门只是开户做样子，却很少有钱存入，到现在我们朝阳农信社共增加了3000多万元的涉农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对这种现象，朝阳信用社的李洪增也深有感触。
作为支农主体的信用社资金难觅，而大量的农村资金却不断被其他金融机构吸走转往城市。据了解，截至今年3月10日，辽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808 亿元，其中县及县以下网点吸收储蓄存款200.4亿元，占总额24.8%，虽然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少，但由于传统定位及历史体制原因，大部分资金却难以回 流到农村。
据介绍，辽宁邮储银行去年3月在海城开业第一家银行网点，目标就定位在支持三农发放小额信贷，但由于缺乏有经验的信贷人员，加之百姓起初并不认 可，一直到去年7月份这个网点业务也不多。据介绍，现在全省的邮储银行网点共开了132家，面向农村开展以小额信贷为主的贷款业务，贷款业务量逐渐上升， 到今年2月底，累计发放总额20多亿元。
由于资金有节余，辽宁邮储银行在其他的商业银行有254亿元的同业存款，但由于农信社不良贷款率过高，所以这些同业存款没有一分钱存在农信社。
从农村抽走资金的还不止邮储银行一家，农业银行近几年“由农进城”战略转移更加剧了农村资金的紧张。本刊记者在辽宁朝阳、铁岭和营口等地走访发现，农业银行不仅在各地纷纷收缩营业网点，而且许多营业网点也只存不贷。
“传统的农业金融机构从农村撤出，新兴的股份制银行却不愿涉足农村业务。”广发行沈阳分行银行部副总经理董新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国有 大银行目标在大的建设项目，股份制银行则主要在各城市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中小企业上竞争，“农村靠天吃饭，而且农贷业务太繁杂，股份制商业银行触角根本不愿 碰它。”
农贷供求结构失衡
辽宁营口大石桥市是全国百强县之一，其下辖的博洛铺镇华山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富裕村。村主任贾斌说，村里农户多数都从事多种产业，年人均收入超 过1.5万元。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最便宜的农用车也得四五万元。贾斌说，现在到信用社贷款的农户比以前少了，“额度太小了，普通农业贷款最少一次才 贷给2000元，村干部打电话才能给3000元。抵押贷款一般也不过两三万元，哪够解渴的。”
与华山村相邻的太平庄村村主任李祖光告诉本刊记者，太平庄村农户有1000多户，仅就业人员超过百人的服装厂就有4家，还有120多户养了大货车，“现在还有一些农户在农信社有种子和化肥贷款，不过大多数已经不爱贷了，小额贷款额度太小了。”
丹东宽甸县的状况也如此。宽甸县农信社副主任刘国军介绍，到去年10月末，宽甸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为2.45亿元，同比下降2885万元。他说， 农业生产资金的投入现在由单纯农业投入向专项承包投入，由传统的种养业投入向多种经营投入，由分散的种养业投入向板块种植投入，由当地投入向异地投入，这 些变化给农信社支农带来新难题。
为应对这种变化，有的农信社也提出新办法，不过在实施中被各种原因束缚了手脚。辽宁农信联社营口办事处副主任李威说，现在营口农信社提出对农户联保贷款一户最高可以达到10万元。不过，他同时坦承，农户贷款增加不多。
“家值万贯，带毛的不算。现在营口的保险公司只愿为大棚设施提供保险，不愿为农户的养殖业种植业担保，所以信贷员谁也不敢给农户多放款。现在营口农信社系统还有10多亿的头寸没有用出去，今年省联社给我们下达的利润指标9000万元，不过，拿不准的项目谁也不敢贷。”
农贷对接出现难题，受苦的不止是农户，据许兵介绍，大石桥农信社由于2007年存款多但贷款放不出去，2007年为此多付利息700多万元。
牟岱说，随着农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转变，农民对贷款资金需求也出现多元化特点，农户贷款也正从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等非农需求转变，农业贷款的期限和额度应随现实需求有所改变。
再造农村金融“新引力”
采访中，营口银监局局长栾景明表示，国家应鼓励农信社等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农村信贷需求的变化研究新的农村多元信贷模式，同时，在组建新兴的农村金融机构时，要尽量采取措施鼓励其实现错位发展，以满足农村多层次的信贷需求。
在他看来，各级政府在利益与政绩的集中点，大都放在第二、三产业上，使城乡建设与发展速度极不平衡。而国家金融改革多项改革立足于大型银行，造成了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差距扩大，致使农村金融体系结构和运作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他告诉本刊记者，商业化经营的银行机构从盈利性和安全性角度考虑，撤出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也不便以行政手段强令 其在这些地区设立网点，即使“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在现有城乡差距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应该出台更优惠于农村的金融政策，弥补市场缺陷，打造农村金融市场 新的吸引力。
为此，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
当前应抓住国家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契机，从财政、税收等政策上，促进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在贫困农村地区的发 展，以构建一个大小并存、种类各异、优势互补的银行体系，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
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在其原有政策性职能之外，着重满足当地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利用农发行保本微利和财政补贴的经营机制，解决金融机构盈利性和公益性之间的矛盾。
推进农业保险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可考虑由政府划拨专项资金作为引导资金，或者鼓励吸收社会各渠道资本，政府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等政 策支持，构建“信用担保中心”，为农民贷款提供信用担保。通过构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各种资本，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各层次担保机构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运行五个月来遭遇的杠杆率过低、融资成本和税率偏高、发展前景不明等问题，亟待政策继续助力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从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从去年11月中旬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以来，上海目前已有27家小额贷款公司获准设立，其中20 家正式开业。运营近5个月以来，小额贷款公司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难题，但杠杆率过低、融资成本和税率偏高、转化为村镇银行前景不明，都制 约了小额贷款公司发挥更大作用。
小额贷款公司“试水”
据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范永进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开业的20家小额贷款公司合计放贷已达7.5亿元。小额贷款公司有效地满足了中小企业、“三农”的资金需求，填补了以往城市金融的盲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及时为郊县、农村输血。
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坚持“雪中送炭”，单笔贷款基本在50万元以下。服务对象以“三农”和小企业为主，针对农村种植、养殖户贷款85笔，金额3600万元；发放小企业贷款5.93亿元，既有科技型企业，也有加工型、服务型、商贸型企业。
小额贷款公司改变了以往金融体系成为“农村资金抽水机”的局面。以上海崇明县为例，相关部门统计显示，当地的存贷比只有35%，意味着崇明的资金大部分像抽水机一样被抽走了，而没有用于当地的建设。
依据各区县的不同特点，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因地制宜的模式，包括依托股东、依托银行、依托区域及依托政府模式。以闵行九星小额 贷款公司为例，主要发起人九星控股(集团)下属九星市场有经营商户6500多家，占全区商业企业总数的1/4，这些商户不仅有强烈的贷款需求，长期经营也 使其有了稳定的信用依据。据“九星小贷”总经理黄忠水向本刊记者介绍，公司两个多月来已发放贷款4200多万元，最主要的担保方式就是股东担保。
范永进说，“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外延，是新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基层政府学金融，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到管理者，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他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以往的注重目光向上(中央)、向外(外资)、向大(机构)，转为同时兼顾向下、向内、向小，有效激活了民间金融资源，帮助区县和农村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当前形势下求得发展。”
“二等公民”困惑
不过，具体调研中，本刊记者感受到，尽管小额贷款公司把“草根金融”合法化，为“三农”和中小企业雪中送炭，受到各界好评，但现有规定令小贷公司遭遇“身份困惑”，其生存和盈利空间受挤压，令经营者如绳索缚颈，心存疑虑，必然制约小贷公司进一步发展规范。
首先，“非金融机构”身份令其承担较高税负，企业觉得无利可图。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从性质上不属于金融机构，必须按照工商企业来纳税。这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要负担5.56%的营业税及附加，25%的企业所得税。
松江龙欣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陈欣欣算了一笔账，如果公司5600万元注册资本能贷足，按照平均15%的利率，全年利息收入为840万元，去掉营 业税46.7万元，房租、工资支出200万元，剩余利润不足600万元，再减去148.3万元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445万元，股东投资收益率仅为 7.9%，分红不足1分，积极性大打折扣。
其次，小贷公司杠杆率过低而融资成本较高，也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按照当前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向2家以下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注册资本50% 的资金，一些小贷公司觉得0.5倍的杠杆率偏低，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目前，上海已开业的小贷公司中包括松江龙欣、青浦明诚、金山民欣等放贷金额已超 过注册资本，而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仍然非常旺盛。
此外，由于不属于金融机构，小贷公司融资不能享受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而只能依照企业贷款利率，加上银行贷款对抵押、担保要求很高，小贷公司融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均偏高。
其三，小贷公司转化为村镇银行前景不明、路径不清，经营者心存顾虑。为控制风险，银监会2007年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作为最大的股东，这使得那些冀望通过创办小贷公司逐步过渡到村镇银行的民间资本热情骤降。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一些商业银行按照要求设立了专营中小企业贷款的独立机构，拥有金融牌照，但它们到村镇设点往往“只存不贷”，令“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两面受压。
正因为担心不能转化成村镇银行，早在去年10月就获批的浦东金浦小额贷款公司，由于个别小股东临时决定退出而至今未能开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如果小贷公司运营成熟转化为村镇银行的前提是商业银行成为最大股东，创办者届时将大幅降低持股比例，这不是为人作嫁么？”
上海尝试破题
从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以来，上海市金融办做了大量的工作，加强了业务培训、跟踪服务、监督管理、经验总结和解困等工作。很多区县都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了小贷公司月报制度、季度财务分析、定期走访制度和例会制度，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
范永进告诉本刊记者，针对小贷公司反映的不能纳入央行征信系统查询客户信用、适用报表及发票不明确、跨区资产抵押难等共性问题，上海市金融办即将出台《关于促进本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若干意见》。
该文件将明确，小贷公司适用财务报表和发票、税务处理等问题参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划》执行；办理房产、股权、机器设备等抵押登记，比照银行业金 融机构办理；各区县可根据情况，在开业前三年给予小贷公司贴息、损账补贴、纳入政策性担保体系等扶持；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比照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 保险兼业代理人资格。
“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力所能及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扶持，但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需要中央出台政策明确。”范永进认为，在严格监 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中央可选择一些地区进行试点，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适当提高小贷公司资金杠杆率，并协调银行对一些资质好的小贷公司给予同业拆借 优惠利率。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完善办法、稳步推进。
业内人士认为，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转化为村镇银行的路径一定要明确，要保护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主管部门对小贷公司这一新生事物要实实在在投入热情，切实解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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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前几年民间借贷火爆，非法集资、“高利贷”拖垮大型民营企业事件接连发生；今年以来民间借贷稍有降温，储蓄率继续攀升。
有资料显示，去年上半年浙江省民间借贷规模在四五千亿元。由于宏观环境变化，从去年底开始，民间借贷增量减少，规模有所缩小。
银根从紧时，浙江一些地区民间借贷活跃，利率也高，长期民间借贷年息从12%、13%涨到了17%、18%，短期周转借贷月息涨到了3%、5 %甚至9%。一些企业由于达不到银行融资门槛，靠民间借贷借钱“方便”，助长盲目发展，最后由于承担不起高额利息而引发支付风险，产生债务纠纷，甚至法人 代表出走、失踪、自杀。
去年以来，浙江至少有10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和龙头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民间高利借贷是“导火线”。如丽水市2007年底房地产企业多达152家，其中有银行贷款余额的仅有34家，其他企业融资主要靠民间借贷。
浙江省政府2007年7月起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2008年在全省推行。试点期间，浙江至少50亿元民资被“收编”，进入合法金融体系。民间 借贷完全从“地下”转为“地上”运行，有利于政府掌握其规模和动态，从而为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但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以规范、引导。如民间借 贷的利率不能没有上限。
以往民间借贷在地下进行，个别临时周转的融资企业愿意承担百分之三十、四十或更高的年利率；转为公开后，对资金出借者的行为应有严格限制。这是因为借贷企业大多没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此融资的企业难以承受。而且在社会舆论导向上也不应鼓励或纵容高息“食利”行为。
在扶持政策方面，浙江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将纳入全省小企业贷款、“三农”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在每年分类评价的基础上，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将向银监部门推荐，按有关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
笔者日前从浙江湖州市织里区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处了解到，过去在农行当分行行长接触的主要是大型集团企业，现在每天打交道的全是农户、个体 工商户，以及微小企业主。每天接2到3笔贷款申请，多数是50万元以下的。公司注册资本2个亿，还可以从商业银行按基准利率甚至下浮的利率贷款，只要把风 险管控做好，对于缓解微小企业融资难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在“保增长”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重推动下，我国银行业一季度新增贷款呈现过度集中走势，值得业界高度关注。新增贷款过度集中的走势体现在四方面：
其一，投放时间、投放量过度集中。今年的信贷增长集中在一季度，1月份是创纪录的1.62万亿元、2月继续突破万亿达1.07万亿元，3月份数字虽然未出笼，但我判断只是略有回落。如此，一季度的贷款新增将是史无前例。
其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在大客户。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按市场通行标准看，如此高的比例意味着银行业贷款进入集中度过高的风险区。
其三，单一客户贷款过度集中。监管部门规定，各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出银行资本金余额的10%，但目前有的银行已超过这一监管红线。即便对集团企业贷款也不能超过资本金余额的15%，但有的银行竟达17%。贷款“垒大户”警钟再次敲响。
四是多家银行集中授信同一大客户。为争抢同一大客户，多家银行给予授信，导致重复授信、多头授信、交叉授信，因而埋下风险隐患。某大型企业最多时竟有60多家银行为其贷款，就是典例。
值得警觉的是，在新增贷款如此呈强的态势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缓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增贷款过度集中在大型集团企业，主要投向 “铁、公、基”等有政府或国企背景支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行业，中长期贷款远远多于短期贷款，“贷大、贷垄断”现象突出，影响中小企业融资 环境的改善。
信贷投放过度集中，犹如“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经济金融条件变化或客户经营异动，过于集中的银行信贷，容易形成风险的集聚点。同时还会 影响整个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因为贷款过度集中，资金有可能通过企业集团间接或直接流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领域，而急需资金的领域如新农村建 设、中小企业却融资难。
这样很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传统产能仍然在高速释放，过剩产品对市场价格构成下压型冲击，CPI持续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形成通货紧缩；如果产能无法为市场吸收，必将危及放贷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不良贷款反弹。
当前信贷营运有两大情况必须高度重视：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二是央行在公开市场运用短期回笼工具大规模平滑移 动到期资金，再加上债券集中到期兑付，二季度整个市场的资金比流动性宽松的一季度还将大幅增加。一季度投放的过度集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等因素，势必加 倍控制风险，这不仅是商业银行当务之急也是长远的艰巨任务。
针对银行放贷过度集中的现实，商业银行要立即开展全面风险排查、即时风险预警、强化风险定价等，同时还必须积极采取刚性控制的手段加倍控制风险，有效遏制银行放贷过度集中的情况在二季度继续蔓延。可采取设置银团贷款年增长目标和中小企业贷款年增长率方式进行。
众所周知，银团贷款是由多家银行或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向同一大型企业或同一大型项目提供巨额融资的贷款方式。这是一种多边贷款，相对于 银行与客户的双边贷款，不仅有利于降低信贷的集中度，还可以避免多头授信引发的信用风险，是国际上通用的分散贷款集中度风险的有效手段。
发达国家银团贷款占比约为贷款余额的20%，但我国到去年底银团贷款余额占比仅为5.1%。今明两年4万亿的投资力度下，有许多特大型项目不是 单家银行所能承受，因而大力发展银团贷款正当其时。建议银监部门通过设置银团贷款年增长目标，既推动国内银团贷款业务的发展，使之成为大额信贷的主要方 式，以适应保增长下的融资需求，又可以化解贷款过度集中的风险。
这是因为银团内的各家银行在评审客户风险、利率、期限时可以信息共享、互相协调、多边审查、多边监控，能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识别并分散贷款风险，规避银行间的不正当竞争等。
还有一种刚性控制手段，就是规定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率不得低于其他贷款项目增长率，以避免过多信贷资金流入大企业，造成信贷资金风险集中。 中国农业银行下达了今年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率的指标，3月10日又宣布重组设立小企业金融部，并且计划投放中小企业贷款1000亿元，以加大对小企业的支持 力度。
这样在刚性指标上就较好解决了信贷过度集中的问题。当然，近期来有些银行设立了专为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特色支行”或“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及“ 信贷工厂”等专业化运行模式，简化业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也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东北重建金融新生态
过去饱受贷款难的东北地区，经过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正在逐步甩掉高风险“帽子”，“资金洼地”效应初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扬 冯雷 孙英威
《瞭望》新闻周刊调研中了解到，今年以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仅针对辽宁省就提供贷款共1150亿元。3月，沈阳东药集团等12家企业还与辽宁 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了1000多亿元的银团贷款协议。采访中，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盛松成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东北三省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金融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成为东北地区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如今东北地区不仅甩掉了“高风险”金融区域的帽子，而且成为了“资金洼地”，带动形成了新时期 资本“闯关东”的热潮。
数据显示，2006-2008年，东北地区贷款增速逐年加快，分别达到11.4%、11.8%和18.2%。2008年，在全国经济出现下滑趋 势的大背景下，东北三省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各项贷款3549亿元，新增贷款额和贷款增速均创历史新高，而且贷款增速第一次超过了全国增速，也第一次超过地 区GDP增速，为支持东北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前两个月，东北三省贷款增速依然可观，以辽宁为例，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达13055.4亿元，同比增长20.8%。
回顾前几年东北三省的金融数据，可以梳理出“两多一高一少”。“一高”是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全国最高。2004年，辽宁、黑龙江、吉林金融资 产质量列全国31个省区市最后三名，其中，黑龙江、吉林的不良贷款率比浙江、上海、北京高10倍以上。“两多”首先是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据辽宁省银 行同业协会调查，1999年到2003年3月末全省有8851户企业逃废银行贷款，金额高达356.3亿元。其次是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较多，经常对金融 机构进行“点贷”，甚至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不符合贷款条件的高风险企业和项目。“一少”则是对金融债权的司法保护乏力，金融机构维权困难。2004年，东北 三省银行维权案件胜诉率96.8%，但执结率只有44.3%，债权回收率仅33.3%。
盛松成说，由于金融生态环境差，东北地区付出了沉重代价。1999～2003年间，东北三省金融机构累计亏损近600亿元，有十多家金融机构先 后爆发支付危机，绝大多数全国性银行都把东北列为限制投入的高风险地区。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东北地 区金融资产质量全国最低。
此后，营造绿色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成为东北三省政府的一项战略性工作。辽宁省政府制订一系列措施，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作为 重点内容列入了“十一五”规划。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吉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黑龙江省政府制定了《“诚信龙江”建设工作方案》。沈阳、大 连等许多城市和地区还成立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协调机制。
东北三省各级政府综合运用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帮助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并以补贴、资产置换等多种形式减轻地方金融机构历史包袱，促进金融机 构改善资产质量。通过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免抵押担保费率、加强金融债权保护等多项措施，大力促进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改善，实实在在地支持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法院系统着力解决了金融机构胜诉案件“执行难”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经过连续3年跟踪调研后认为，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已得到明显改观，并逐步释放出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到 2008年末，东北三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最高峰时期减少了30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30个百分点以上。许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降至5%以下，达到或 接近全国水平。2006年-2008年，东北三省金融机构累计盈利675亿元，其中辽宁省金融机构连续三年盈利增幅都超过30%。
良性的银、政、企关系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转变，对金融的直接行政干预明显减少，搭建平台、提供服务的 意识明显增强。许多地方政府还采取了贷款贴息等手段，对金融机构提供正向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企业也越来越珍视自己 的信用记录，注重与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逃废银行债的行为基本得到遏制。
东北地区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力提升，“资金洼地”效应正初步显现。目前，已有25家外资银行进驻辽宁，总数在全国排名第4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 广东。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近三年贷款余额翻了一番，建设银行对辽宁“十一五”期间的首批授信额度就达到1000亿元，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近期也先后与 辽宁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三年增速保持在40%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沈阳市利用外资总量和增幅连续三年保持全国15个 副省级城市首位。
“金融生态环境就如同自然环境一样，破坏容易恢复难，绝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需要悉心呵护，常抓不懈。”盛松成建议，东北三省政府应继续加强 打造“诚信政府”形象，帮助金融机构解决不良资产处置、清收不良贷款等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重视民间金融出现的新苗头、新问题，从源头搞活多层次金融服务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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