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等西方五大央行宣布了总额近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改善金融市场的信贷状况。这意味着稳定目前的金融局势也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点对点”的相互援助。而中国最近也在积极参与货币互换进程，中国央行已经先后同韩国、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的货币部门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签署协议，其货币互换总规模达到了6500亿元人民币。

　　所谓货币互换，其实就是两个交易者根据约定的汇率（也许还附加利率）交换等值的货币，然后在约定期后还回各自原先持有的货币。例如中国跟韩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是3年——即3年后韩国将人民币还回中国，而中国也将韩币还给韩国。

　　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美联储是国家间货币互换的开创者，比如1962年美联储同法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当时美联储将货币互换看作是美联储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一个方式，美元是世界主宰性货币，美联储并不缺乏美元，因为它可以随时印刷，只有别的国家缺美元，他们只得将本国货币“抵押”给美联储从而获得美元。随后，货币互换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商业领域，最早是1981年的世界银行和IBM公司之间的货币互换，世界银行需要马克，但却无法直接发行马克债券，不过世界银行获得美元却很方便（因为它在美国市场享受AAA的债券评级），而IBM拥有大量马克，于是商业性的货币互换发生了，两者都降低了其融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危机、阿根廷危机都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联盟式援助体制不如“点对点”的货币互换机制。在这个大背景下，亚洲推动货币互换进程，“清迈协议”就是最好的注脚。坦率地说，东盟和中日韩“10＋3”构建的“清迈协议”的重点不是扩大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虽然亚洲基金也在缓慢地扩大规模），而是放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面。“清迈协议”试图用货币互换的方式让亚洲各国外汇储备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援”的网络式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货币互换可以看作是中国谨慎地向外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一种策略。并且，货币互换也可以作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家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最近中国央行和阿根廷央行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还隐含着阿根廷进口中国产品可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等内容，这其实是发挥了货币互换协议对贸易推动的功能，相当于给进口方提供了“贸易融资”，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则降低了过去美元计价结算体制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以白俄罗斯为例，中国为其修建了大量的电站，白俄罗斯希望能获得人民币贷款并以此支付给中方。以韩国为例，金融危机导致在华韩企因流动性不足产生大量破产，通过货币互换韩国央行可以获得人民币为这些韩企提供支持。

　　“清迈协议”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倡“非美元化”的双边货币互换，这意味着如果韩国央行因金融危机导致美元流动性不足，而它此前跟中国签订了双边主权货币的互换协议，那么它可以将换得的人民币向中国央行兑换美元，而中国央行则可以将美元储备借给韩国，这个过程的链条是：“韩元—人民币—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汇兑风险较低。而如果中国不同韩国签订“双边主权货币的互换协议”，仅仅是向韩国人借出美元，那意味着中国将独立承担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美联储大规模地货币互换（从英国央行购买300亿英镑的储备，从欧洲央行购买800亿欧元、从日本央行购买10万亿日元、从瑞士央行购买400亿瑞士法郎），应该看作是其“印刷美元”行动的一部分，同中国的货币互换是不同的，因为美元现在还是国际通行的货币，因为美元现在还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一般来说美联储本身不存在（外汇储备）“流动性困扰”，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扰”。

　　很多国家之所以被动持有美元资产，一是害怕稍微抛售美元资产的行为将带来剩余美元储备的巨大损失，不敢轻举妄动。二是希望美国经济很快复苏，拉动该国的出口从中分得“复苏红利”。但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很慢，并且美国采取了“限制进口、平衡贸易赤字”的方式，那么这意味着美国转嫁给世界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其给予世界的好处，于是美元资产可能存在的“外部持有人集体性抛盘”的概率发生，那么这将对货币互换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美元未来的使用范围萎缩的情况下，“点对点”的双边的货币互换领域将急剧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