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交通银行总行国际部  张明伟

本案的判决，在笔者出生之前。即使历经三十多年岁月沧桑，先贤的判词依然熠熠生辉。之所以旧案重提，笔者是希望更多读者从中获益，进而减少动辄申请止付和随意允许止付情况的发生。

E公司是一家英国的供应商，其与利比亚买方订立合同, 为后者在利比亚某地建造温室。合同约定, 买方应通过银行开立以E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保兑信用证，金额50万英镑；E公司应通过买方当地的银行开立以买方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金额为5万英镑。

E公司通过英国B银行向利比亚U银行开出反担保，该保函规定：将“无须任何证明或条件”，即可得到支付。随后，U银行向买方开出一张金额为5万英镑的履约保函。

买方通过银行开出的信用证不是保兑信用证, 与合同约定不符合。 E公司在告知此前的履约保函无效后, 主张买方违约。但是, 买方随即请求U银行支付履约保函项下的款项。

U银行支付履约保函下的款项后，转而要求B银行支付反担保下的相同款项。得知情况后，E公司立即向英国高等法院起诉B银行，法院签发了中期禁令（interim injunction），禁止B银行向U银行支付款项。

B银行将禁令事宜告知U银行后，U银行回复称：根据先前的承诺，反担保的支付是无须让任何证明或条件的，因此B银行必须承担拒绝支付而导致的任何后果。

禁令发出后不久，B银行请求撤销禁令。经过听证辩论，一审法院判决解除禁令。

因为买方属于利比亚的一个政府部门, 而U银行是一家利比亚国有银行, 以起诉利比亚买方及利比亚银行为理由请求签证是不现实的，所以E公司提起上诉, 请求恢复禁令。

E公司认为，首先，其自身不存在违约或任何违约暗示，而买方与U银行对于这一情况都是知晓的，因此后两者的支付请求也就不可能是善意的。其次，B银行已经收到明确的通知，已经知晓E公司没有违约，因而也就知道U银行对其提出的支付请求是欺诈性的。

虽然履约保函在国际商务中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在三十多年前的英国，他还是一种“新事物”。在该案判决中，丹宁法官认为履约保函与保兑信用证地位类似，并通过一系列假设分析，将信用证的法律应用于履约保函。

因此，开立履约保函的银行必须按照保函条件予以支付。这与合同双方之间关系无关，与受益人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无关，与受益人是否违约也无关。银行必须依请求履行其付款保证。唯一的例外是，存在明显的欺诈且为银行所知晓。

本案中，丹宁法官认为，假设E公司收到与合同约定一致的信用证并发运货物，利比亚买方却发现货物有瑕疵、与合同不符或货物延迟到达，则买方既可以提起违约赔偿诉讼，也可以请求支付履约保函作为赔偿。

最终，B银行可以要求E公司予以支付，其先前的支付行为就是“决定性的证据”。进一步分析，E公司自认为没有违约，其未发货时因为买方未能开出保兑信用证。

但买方仍然可以主张E公司违约，如其没有做准备工作或不打算做、不愿意做准备工作，并据此请求支付履约保函下款项。因此，B银行既然已经对U银行做出保证（丹宁法官称之为“支付承诺”），而无须任何证明或条件，则当对方提出支付请求时，B银行必须予以满足。法院不应介入银行的这一义务。

本案中，丹宁法官认为，只要利比亚买方的支付请求出于善意，银行就有义务予以支付，而银行几乎无从知道其请求善意与否。因为银行无法证明其不是善意的。

布朗法官认为，假设 ⑴ E公司有权主张买方违反了与信用证相关的合同义务； ⑵ E公司有权主张因买方拒绝履行合同而解除该合同。即使以上假设成立，也不能说买方或U银行的欺诈行为已经成立，更何况这些假设很可能会遭到买方的强烈反对与质疑。

因此，不能认为买方或U银行的欺诈行为已经成立，更不能说B银行对此已经知晓。

最后，关于对信用证下受益人和融资银行支付请求是否善意认定的问题，笔者愿意引述国内某法院裁定书（已上网公布）的相关段落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本案信用证是否承兑或议付以及是否构成善意承兑或议付，属于当事人的实体争议，同时可能涉及其他善意第三人的情况，需要进行案件实体审理才能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