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智库（CGGT）编辑整理

编者按｜去年12月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其首批项目已确定将聚焦于巴基斯坦和中亚的交通要道。预计亚投行今年将批准约12亿美元的融资。

作为首任行长，并拥有中国财政部、亚行和中金公司等丰富履历的金立群，其一言一行一直受到国内外投资人的关注，今年4月，其入选了《时代周刊》201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

金立群眼中亚投行的抱负和运营理念是什么？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上，中国是否会倾听其他国家的建议？金立群早年的经历对其有哪些影响？

走出去智库今天分享一篇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希望从一个国外媒体的视角，近距离观察这位知名的金融外交家。

正文

文/吉密欧，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庆丰包子铺是中国最著名的包子快餐连锁店。2013年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了北京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庆丰包子铺。

造访包子铺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庆丰与“清风”一词谐音，让人联想到一位从不受贿的正直政府官员的形象；包子里的猪肉大葱馅有“一清二白”的寓意，这个中国成语形容一个人诚实正直。

所以，当我向新近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建议，我们应该像习主席那样到庆丰包子铺共进午餐时，他很赞成这个想法。他说，“我们可以点些习主席吃过的！”亚投行也被称为中国版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

此刻，我正与66岁的金行长一起站在庆丰包子铺排队。这位谈吐诙谐幽默的长者被西方外交官戏称为北京方面的首席“野蛮人管理者”(barbarian handler)，意思是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人打交道。

事实证明，金立群很讨厌这个称谓。“我反对这种说法，我不是在与野蛮人打交道，我是在与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打交道，”他说。这时，我们接过所点的“主席套餐”，每份包括六个包子、一盘青菜以及一碗热气腾腾的炒肝。

他拥有一项功劳，即说服英国以及美国的很多其他忠实盟友不顾华盛顿方面的反对加入北京方面新成立的地区性开发银行，这是他迄今最大的成就。

实际上，是英国在华盛顿的反对声中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这使得愤怒的奥巴马政府表示，对英国方面“不断迁就”中国感到非常担忧。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全球霸主在沙地上划下一条红线，它的许多最亲密盟友却越了过去。多数分析人士也认为，成立亚投行是中国试图取代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权力架构的努力的组成部分。

但金立群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并不想推翻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尽管这一秩序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但亚投行的一些成员国已在私下里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金立群及其他中国官员在谈论亚投行使命时的微妙变化——其措辞明显更契合北京方面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但只是股东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亚投行不会做任何由政治驱动的事情，也不会插手政治事务。”金立群说，“现在，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独霸亚投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找这么多麻烦（说服西方国家加入）？”

他在这一点上——他和北京方面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说服如此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说得很有道理，这表明中国正设法让自身融入和平、合作的全球秩序，而非推翻现有的权力架构。

但这并没有真正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上，中国是否会倾听其他国家的建议？他简单地答道：“这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展示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并（改善）国际惯例——不仅仅是西方惯例——好让人们相信，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

今天金立群没有像平常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了一件休闲夹克，里面套着毛背心，脚上是一双旧鞋子。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他说曾渴望成为的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他聊到年轻时在农村的艰苦劳动增强了他的体魄，我们因此又聊了一个小时塑造了他的个性和职业生涯的那些动荡的历史事件。

金立群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他父亲是中国南方城市苏州一家面粉厂的工程师，在儿子年幼时就教导他学习的重要性。金立群在10岁时开始学习英语和文学。但在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金立群被迫中断学业。

“我痛恨暴力，当发生暴力和学生开始殴打教师后，我立刻就退出了。（像我这样的人）当时被称为逍遥派，意思是‘没出息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金立群说：“我在政治上清清白白，因此在1978年被录取为研究生时没遇到什么问题。我当时没参与狂热的政治动乱是对的。我并非自夸，但我总是有非常敏锐的政治敏感性。”

1968年底，他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耕种和收割水稻。他在一间12平方米的草棚里住了三年。令人筋疲力尽的苦工之后，他会把自己锁在草棚内，按照他为自己制定的“非常严格的课程表”学习。

他说：“人们都很奇怪，问我都快累死了为什么还要在晚上埋头看书。不过，由于我一直和他们一道出工，只在晚上或农闲时才看书，他们从来没管我叫过‘臭老九’。”

他把自己对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一生的钟爱归因于那时一位曾当过老师的人给他的一卷书，书中包括了《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和《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

他自愿申请在一家生产卫生纸的农村造纸厂值夜班。“我总是自愿去上额外的夜班。夜班时可以远离疯狂的人们，没人打扰我。更重要的是，我会有免费的煤油和一盏灯，因此可以读书到深夜。”

他曾用四分之三的年收入购买了一本二手《韦氏英语词典》(Webster's English Dictionary)、一台破旧的雷明顿(Remington)打字机和一台短波半导体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中继站收听下午5点的英语新闻和广播剧。

“当我头一次在晚上调到BBC频道的时候，我发现那位女士正在读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尤其吸引我的是她对部分单词的重读——比如丹佛斯太太(Mrs Danvers)、德温特先生(Mr de Winter)之类的词。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本书我实际上有一本，我就是这样提高英语水平的。”直到今天，他的英语仍带有浓重的1970年代标准BBC口音的痕迹。

多亏了自学时的严于律己，金立群当上了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后来又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时，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那一年他29岁。1980年，他的母校为他提供了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的职位。

然而，一个更激动人心的机遇摆在了他面前——赴美国华盛顿作中国驻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直到那时，他仅有的经济知识还是来自阅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Das Kapital)。

他说，他来到美国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酒店(Howard JohnsonHotel)时的经历，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部分情形”。丰富的物质、一条条公路、美丽空旷的风景、拿起电话就可以拨通几乎任何地方，所有这些令他震惊不已。

六年在世界银行、六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简称“亚行”）——他是首位出任亚行副行长的中国人——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国际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高级官员之一。

与他谈话的多数西方人都为他折服，也反映出了这一点。“金立群跟我遇到的其他中国官员不一样，”亚投行的一位理事表示，“他是那么聪明、人脉广泛和举止优雅，在国际人脉方面，中国其他所有官员都比不上他。”不久前开业的亚投行有57个成员国。

此人表示，亚投行里有很多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退休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不是中国公民，是应金立群的私人邀请来新生的亚投行工作的。

但是，金立群对亚投行的抱负远不止于复制亚行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他认为，这些机构已偏离了其最初职责，把太多精力放在减贫上，并忽略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中国经验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铺平了道路，减贫是其自然结果，”他说，“我们想创建一个新机构，把私营企业的优势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优势结合到一起。”

金立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来描述这家新银行的运营理念——他说，亚投行将是“精干、廉洁、绿色”(lean, cleanand green)的。这意味着，这将是一家仅聘用少量专业人士、董事会为非常驻（精干）、杜绝腐败（廉洁）、关爱环境（绿色）的银行。

尽管中国主导的这家新银行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但亚投行的抱负看来仍非常保守。亚行估计，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里，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是8万亿美元。但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只会逐渐扩大业务，今年的计划基建投资额仅为15亿至20亿美元，明年为30亿至50亿美元，2018年约为100亿美元。

我问他，是否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心。“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具有远见、决心和胆量，”他继续说道：“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中国经济放缓。”

很明显，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对亚投行和中国对外投资的计划上。眼下，亚投行办公地址位于北京金融街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面积为3万平方米。

但是，亚投行已在规划，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兴建一座永久性总部。北京市政府已为此准备了6.2公顷的优质地段。

金立群告诉我，他设想，新大楼最终将容纳6000名员工。“我们是以百年视野思考问题的。”

来源：FT中文网，译/何黎，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