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推进实施面临巨大风险与挑战，成败盛衰取决于地缘政治环境与经济现实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企业以往重点投资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正在转化为高风险地区，这也暴露出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对海外投资利益相关方认识不全面，对政治、社会、环境等非经济主体的风险认识不足，对域外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预警能力则更显薄弱。

走出去智库今天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帮助中国企业识别在上述高风险国家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同时，对国家信贷风险和营运风险的考量因素给出实务建议。

要点

1、中国海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导致中国企业过去的投资多集中在高冲突地区，如今这些地区已转化为高风险地区，给海外投资带来颠覆性风险。

2、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相关利益方的认识不全面，对非政府主体不重视，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更易遭遇非商业风险。

3、建议基于国家信贷风险评估和营运风险评估，建立相关国家投资风险预警机制。

正文

文/陈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蒋姮，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和规划，毫无疑问是21世纪中国最具全局性影响的大战略。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调整，TPP创始国协议的初步达成，迫使中国要做出战略回应。

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要素梯度转移、国内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速度减缓、结构性问题凸显、原有增长动力的衰竭、资本输出的能力增强等，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直接促使中国西向战略和南向战略的逐渐成型。

从产业结构来讲，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重化工行业，如钢铁、水泥、汽车、造船、电解铝等。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的1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许多人据此断言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相当巨大。

但是以“过剩产能”作为“供给侧”，与亚洲基础设施“需求侧”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由市场信号导引的“对接”。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设立的“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AIIB)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本, 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表征崛起的大国参与国际和区域治理的政治意义, 可能大于区域合作发展的经济意义。

高冲突国家已转化为高风险地区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的倡议，涉及从新加坡到叙利亚等65个差异巨大的国家、覆盖大国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资本流动与劳务合作、产业转移与产能合作、法律制度差异与文化冲突等异常复杂的情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相关企业可能会涉足对中国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却难以驾驭的领域。鉴于此，学界似乎不应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对“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意义的论证，而是应该从营运风险评估和国家信贷风险评估等方面做好基础性工作。

对中国不少企业而言，高风险同时意味着高回报。不少国内外学者量化研究的结果都显示：越是政府治理差的高冲突国家，中国企业投资越是多，呈现出一种正比关系。

但这种情有独钟的背后其实是情非得已，与中国海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中国一半以上的海外投资的存量分布在与自然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油气、电力、矿产等行业。

“资源诅咒”效应下硕果仅存的那些资源丰富且社会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如加拿大、迪拜等，早被西方资源巨头占据，中国企业很难大规模进入。所以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绝大部分落地在冲突多发国家。

当已经在这些国家密集投资之后，直到近些年，中国企业对高冲突国家的高风险才开始有了真正深刻的认识。以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埃及、缅甸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曾被认为其地缘政治优势能抗衡冲突风险，因此中国企业呈现出踊跃投资，但是，如今这些高冲突国家已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风险地区，给投资项目的存续、投资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带来颠覆性风险。

中企海外经营理念存认知偏差

如果说中国企业对高冲突国家政治风险的应对整体上被动，那对这些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预警则更显薄弱。这背后，其实体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理念上的认知偏差。

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理念中对海外投资利益相关方的认识不全面，更多局限于对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股东这类经济主体的认识，对环境、社会、政治等非经济主体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非经济主体中，仅对政府主体有较高认识，对非政府主体重视明显不足。冷战后，非政府组织、族群组织、部落组织、宗教组织、社区组织、媒体组织、乃至恐怖组织等非政府的力量由过去被认为是“低级政治”的议题，如今变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主题。

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普遍缺乏对上述非政府主体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企业文化中普遍不重视与这些主体的融合，这恰恰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非商业风险最多的领域。遇到这种风险之后我国企业往往表现得十分吃惊，认为是遭遇了阴谋或“不可控”风险，实际这正是高冲突国家政治风险的一种常态。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

一是将政府的规划转变成企业的行为，最终走出去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在真实需求存在、收益大于成本条件下，企业行为才会发生；

二是要认真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一个具体项目的风险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风险的存在、哪怕是潜在的存在，都足以让“一带一路”的项目滞后、受阻或者失败。

做好营运风险和国家信贷风险评估

营运风险评估的基本思路是针对“一带一路”相关产业投资方所关注的各类问题，建立10个独立风险标准指标体系，包括：

1、安全风险；

2、政治稳定性；

3、政府效能；

4、法律和监管环境；

5、宏观经济风险；

6、外贸及支付问题；

7、劳动力市场；

8、金融风险；

9、税收政策；

10、当地基础设施水平。

国家信贷风险的评估包括主权风险、货币风险、银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结构风险、国家整体风险等。采用低定量与定性方法，具体说明“一带一路”沿线上具体产业在对外投资、营运过程中可能的风险种类、风险程度、国别（区域）比较、风险影响因素以及控制和规避风险的策略和建议等。

基于风险评估，可以为相关企业提出在某地计划投资的风险预警。建议根据其风险程度，划分为严重风险（红色）、中度风险（黄色）、一般风险（蓝色）和基本无风险（绿色）。企业可以参考这样的预警和提示，研判投资和营运管理的具体策略。

例如，对“一带一路”各国进行的信贷风险分析显示，同一地区国家风险评分差异显著，比如，同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缅甸和柬埔寨的风险评分就高于泰国和马来西亚。

此外，“一带一路”国家中，中东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因战乱政府财政陷入一片混乱，因此两国主权风险评分最高；由于巴黎恐怖袭击导致世界主要大国对中东国家安全形势的担忧，事实上相关国家的“安全风险”也处在历史平分最高点。

再以获得中国巨额贷款的委内瑞拉为例，由于油价下挫、经济低迷，委内瑞拉在偿还其560亿美元的贷款方面存在困难，因此在在债权方眼中主权风险将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来源：观点中国。有删改|转自：走出去智库（CGGT） ）

作者简介

陈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科技政策与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曾主持“十二五”期间四川非传统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行政能力建设研究等科研项目。

蒋姮，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环境、金融和社会责任投资、慈善事业、社会标准和劳工保护（供应链）。曾为商务部出台《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提供意见和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