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表示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心脏，是促进就业的一大原动力，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70%来自于小企业。

　　同样，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中小企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表示，“解决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达90%。”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中小企业与就业之间密切关系的充分认识，是有事实依据的。

须大幅减少失业人群

　　从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都是本国经济体系的主体部分。它们在拉动市场需求、解决失业问题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中小企业2140多万家，占国内企业总数的99％，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0％，创造的就业机会高达70%以上。加拿大、日本、欧盟，情况也大致一样。

　　在中国，如果把个体户也算作中小企业，那么根据《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的统计，中国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200万多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吸纳75%的新增劳动力。

　　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就业压力还是很大。西方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即中国GDP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可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只有保持10%的增长率，提供1000万个劳动岗位，才可勉强维持就业形势的稳定。
实际上，中国每年需要的劳动岗位远在1000万以上，如果把脱离土地的农民工计算在内可能高达2000万以上。在今年两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透露：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另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大学生有待就业的人数在500万以上。

　　如此庞大的失业人群，不仅对社会稳定造成紧张压力，而且也导致市场需求的不足。扩大内需的目的是要拉动市场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又是以充分就业作保证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才能大幅度减少失业人群，才能创造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

培养内生型消费市场

　　这次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把扩大内需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大家很关心这笔钱怎么用。

　　有人提出，投资计划的推行要公开透明，要有监督以防止腐败；也有人如SOHO中国行政总裁张欣表示担忧，认为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只会加剧生产过剩。这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4万亿元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王珏林所说，32%资金直接用于房地产业，那确实可能造成生产过剩。这是属于短期行为，从长远看，无助于培育内需市场和提供充分就业机会。

　　反过来，如果扩大内需的重点，真正放在扶持中小企业上，把4万亿元的32%用于扶持中小企业，那是一种怎样激动人心的局面！以每个企业获得10万元计算，1万亿元的投入可以激活1000万个中小企业，并至少提供1000万个就业机会。

　　以每个企业养活三口之家和每家年消费2万元计算，可以提供3000万消费人群和6000亿元的消费市场。以每30万元产值提供一个就业机会计算，6000亿元的消费市场可以提供200万个就业机会，又可培育600万消费者和400亿元的消费市场。

　　这些消费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品，还不包括企业的生产性消费。对中小企业的大手笔投入，其意义不在于单纯解决就业问题，而是培育了一个以销售中国产品为主的、形成良性循环的、内生型的消费市场。

　　它不仅为民族产业提供出路，而且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性，摆脱对外部经济的严重依赖，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政府可以“瘦身”、外包

　　其实，有关扶持中小企业，中国的中央与省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鼓励措施，例如企业的工商注册手续简化，取消大学生就业户籍限制，向大学生提供创业基金等。上海农行推出“简式快速贷款”扶持中小企业，而广东出台八条税收优惠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然而，这些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并且存在政策性盲点，对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照欠缺。对大学生和农民工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获得业务发展，怎么减轻作为中小企业家的财政负担并提高其社会地位。否则这些企业避免不了倒闭的命运。

　　除了提供启动资金和工商注册简便外，政府还应免除其不堪承受的财税负担，提供一定的业务保障和政治待遇。

　　这对政府来说并非难事。首先，政府本身可以外包大量业务。例如，每年“两会”需要大量后勤服务。为主席团代表斟茶的服务员，为两会代表机场接送业务、席卡和代表卡的订制、文件的打印、清洁卫生，甚至某些文件的起草等业务，都可以外包给中小企业。

　　其次，政府可以引导大型国有企业、大型事业单位把业务分包或外包给中小企业。还有很多办法，这里不再列举。

　　随着政府的“瘦身”，自然会精简部分公务员，应鼓励他们创办中小企业，从而淡化“官本位”意识，也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些公务员的市场适应能力可能更强，发展前景更广阔。

　　至于给予政治待遇方面，笔者建议：首先要取消某些歧视性做法。比如“个体户”称呼就非常不当，应称之为小企业。

　　同时，取消农民工创办中小企业的户籍限制。最后，给予中小企业担任更多民意代表的机会，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广大就业者的根本利益。
 
附：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现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