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于不可再生和需求刚性，除国际金融危机外，国际原油的需求和价格长期内处于上升态势，而二战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基于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OPEC)石油禁运给发达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新能源的研发，以求根本上破除石油输出国对发达国家在能源上的“扼喉”。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迅速开启了“去杠杆”进程，企业破产、房价下跌、银行坏账暴露为新经济腾挪出空间，美国顺势展开了以页岩研发为载体的制造业回归和技术创新周期。随着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使用，页岩油、页岩气的产量持续上升：美国原油产量由2008年底的800万桶/日持续上升至2014年8月的1400万桶/日，产量几乎翻番。美国页岩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原油供给的格局，这是造成本轮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为了阻止美国页岩革命给OPEC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利用低成本采油优势(每桶只要20美元)，以不限制产量来压低油价，在挤占俄罗斯等产油国市场份额的同时，打击美国页岩油气的开发，维护传统油气供求格局。再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经济持续走弱，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原油需求趋势性下滑，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原油供求失衡的局面。因此，原油价格从7月108美元一桶下降到目前55美元一桶，事实上是供求新格局的反映。

　　新能源开发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逆转了2008年后资本流向新兴国家的趋势，资本开始回流发达国家。对严重依赖外资和外需、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能源型经济的新兴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能源价格下跌，导致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剧减、政府支出下降、消费和投资下滑，经济陷入衰退;资本外流，导致本币贬值、通货膨胀、储备衰竭、资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表恶化、银行债务攀升，货币危机爆发。

　　从本质上讲，本轮卢布危机与1998年卢布危机如出一辙，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差别。发达国家进入科技驱动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国际资本又回流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大挪移过程。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以资源或出口导向为主，经济脆弱，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叠加爆发。

　　在这一过程中，越依赖出口导向和外资，越是资源型经济的国家，资本流入流出对其冲击越大。此次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带动发达国家经济，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这一过程将伴随着美国退出QE和进入加息周期而逐步明显，而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2013年年中，美国考虑退出QE时，货币危机已经在印度、印尼爆发，2014年年初阿根廷、土耳其货币贬值紧随其后，卢布危机应该是第三波。

　　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容易患上所谓的“荷兰病”，即由于资源丰富，长期享受资源带来的红利，疏忽了国内生产能力提升，造成产业结构单一，不仅易于受到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带来“雁过拔毛”的冲击，也可能会由于发达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从前的资源比较优势开始削弱或消失。此次页岩革命带来的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资源依赖型经济难以为继。可惜的是，包括俄罗斯、沙特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从完善本国产业结构找原因，而是在思路上走偏了，要么一味地延续能源依赖(如沙特、委内瑞拉)，要么一味地谴责发达国家心怀不轨的动机，寻求能源需求新市场来帮其渡过难关(如俄罗斯)。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此次油价下跌和卢布危机，我国之所以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并非是国内实体经济强大，而是资本市场防火墙隔离效应所致。但是，危机的警示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无论从国内环境承载力来看，还是从国际竞争力和外需潜力来看，我国的人力、资金、环境、土地等生产资源优势，集中力量搞项目的政府集权优势已经被削弱了。出口和投资这两大动能已经开始衰减，必须要迈向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即以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来重构本国实体经济的产业链。

　　目前，各地纷纷打着“技术创新”的旗号来理解“新常态”，但没有脱离延续投资的旧思路。创新产业园区空有创新的金字招牌，很多成为空城，新兴产业没有摆脱“技术在外”的局面，国内只是加工或组装。如果继续变换各种花样来延续对出口和投资两大动能的依赖，我国的经济极其脆弱的局面或将演化为全局性的危机。

　　未来，我国要高举“一路一带”、“互联互通”的和平发展牌、互惠互赢牌，借助于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国基础设施、构筑本国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诉求，将我国在装备制造、高端制造、水电路桥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市场范围尽快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自主创新驱动投资和消费的内生性增长路径，这是我国改变出口和投资依赖，完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实力、实现经济再平衡、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行路径。(作者单位：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

　　转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