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标准普尔报告）

　　中国目前经济缓慢增长，与此同时，面临急剧恶化的公共债务危机，以及严峻的楼价形势。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曾遇到过类似问题，并动摇了其银行以及引发了经济停滞，导致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

　　那么，中国会追随日本的步伐吗？

　　我们认为，与日本相比，一个长期的危机不太可能对中国的银行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因为当危机来临时，中国的银行经济实力比日本银行更雄厚。我们相信，中国经济有足够强劲增长的潜力为银行渡过任何信贷紧缩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国银行业将会陷入财务危机和产生严重的信贷损失。

　　下面先具体分析不会发生危机的问题：

　　一、中国私人部门的杠杆已经放缓

　　我们预计，中国企业负债在未来两到三年继续减速。

　　在 2009-2010 年，贷款急速飙升至抗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信贷风险。但自 2011 年起，贷款增长步伐已经放缓，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充分采取有关方面措施解决这一热潮，如分配新的贷款额度给银行。

　　而日本当年的情况呢？

　　日本不受监管的实体贷款在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在迅速扩展，特别是高杠杆的私营机构。通过非银行部门渠道贷款，与总贷款存托机构相比，该比率在 1990 年达到峰值 34%。十年前，该比率为 19%。此外，在整个 1980 至 1990 年

　　代，总家庭和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率步伐加快。

　　二、信贷损失有可能被吸收

　　我们预计，中国银行业预先提供的盈利能力在未来三年将持续走高，并与全球同行相媲美。2012 年，中国五大银行的资产平均收益率（ROA）为 1.3%，比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为高。

　　此外，中国各大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足够的核心资本。相当大的反周期贷款损失准备金将业进一步支持中国银行的贷款损失。

　　而反观日本，当时银行资本及盈利表现薄弱。在 1990 年，日本银行不得不吸收大量的信贷成本与资本薄弱和收益。而这导致了资本明显不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有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 0.2%，平均一级资本比率为 4.5%。因此，银行试图通过降低成本，扩大服务费收入，并巩固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以提高他们的财务概况。

　　三、中央政府“先发制人”

　　在中国，中央政府正在采取强硬立场。我们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监管机构将保持先发制人来驾驭信贷增长和过度投资。

　　近日，决策者收紧市场流动性，以遏制影子银行和银行间交易的快速扩张。其他步骤包括全球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框架在 2013 年 1 月实施。中国的最低普通股本杠杆比率为 4.0%，比 3.5%的全球标准更高。

　　在房地产行业，监管机构已要求提高首付，以防止投机。最高贷款成数比率为 70%。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冷却的人们需求。

　　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泡沫时期，日本的金融监管机构未能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有效的措施以遏制信贷过度增长。相反，日本的银行提供行政指导，如目标贷款增长，其中采取了一种道德义务的形式。因为承保标准和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较银行限制较少，影子银行规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迅速扩大。

　　在日本的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问题首次浮出水面的时候，前日本债券信用银行要求贷款，以减轻他们已经扩展到了非银行附属机构的压力。

　　四、政府的支持很可能会及时

　　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有必要时向金融机构提供及时的支持的可能性极高。在中国，国家所有制盛行于银行业，而银行在经济政策发挥关键作用。以五大国有银行提供额外支援的记录，政府将支持已经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包括大量的资本注入。

　　但是，当日本的银行面临资本短缺和挣扎在 90 年代末的信贷紧缩时，政府无法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公共资金注资银行股以提高他们的资本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是不够的。因为公众强烈反对提供救助计划给银行业，其中许多人都觉得助长了泡沫。

　　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 1989 年 5 月。此后，在 15 个月期间，央行从 2.5%上调关键政策利率至 6%。

　　在与危机中的交手中，日本财政部在 1990 年出台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数量限制，并在 1992 年推出了 0.3%的税地产控股，以遏制大型物业的购买作投机用途。这种突然的转变，对房地产行业和金融机构矫枉过正的效果。这导致了流动性短缺和大幅下跌的楼价。

　　五、经济增长的潜力为中国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将保持 7%左右的 GDP 高增长至少要等到 2016 年。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并不逊色，而且会比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强多了。这样的增长应该支持政府，帮助工业部门解决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这又限制中国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虽然没有危机，但为什么我们又说，中国的银行业仍将出现财务困境？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健康状况仍然容易受到某些应急事件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大幅下滑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调利率，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些都将增加失业。

　　中国的低收入家庭比那些在日本的家庭更容易受到经济衰退。中国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 2013 美元 6910 美元，与在日本截至 1990 年 24713 美元相比。此外，中国的社会安全网，如失业保险，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扭曲的增长也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积聚信用风险。它们满足各种融资需求，而中国的严格监管贷款系统说这些活动完全不可取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未满足金融需求。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所关注的非银行业务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一些产品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这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于非可行的项目而导致定价错误。

　　我们不指望银行摆脱困境心疼信托产品。但如果他们这么做，我们会检讨我们对我们的中国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的评估和个别银行的独立信用状况。不过，银行即使选择不救助信托产品，它们也可能有危机。影子银行大规模的信贷违约可能比大银行更弱的金融外表引发小银行倒闭。这反过来，可能会削弱存款人的信心，并导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缩。

　　在我们看来，影子银行部门的某些部分，特别是信托公司，将继续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在日本，我们注意到，银行业通过其非银行联属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或采取损失，债权人吸收了大部分的非银行部门的信贷损失。

　　其中一个在日本不良贷款问题的因素的背后是不足的信贷风险管理。对此，银行推出了更先进的内部评级系统，使他们能够应对借款人在较早的阶段表现出的恶化预估。该银行也减少了他们的集中风险，这一点是由于他们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或少数大额借款人的高风险。

　　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其目的是脱离传统的隐忍政策，并加强信息披露和贷款评估。日本政府还几次改革了存款保险法。政府制定的制度和管理框架为银行系统性危机提供及时的支持。

　　中国似乎已经注意到来自日本过去的烦恼。中国政府和行业监管机构正在转向银行远离悬崖边缘。这种谨慎和先发制人的措施建议我们，中国不会有“失去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