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下的上海自贸区，将引领新一轮中国经济发展

　　《财富管理》 邵宇/文

　　尽管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第二大资源消费国和未来的最大消费国，但中国在目前全球货币竞争格局中仍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则是突围之举，发展至今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目前的官方是7000亿元，实际则可能达到1万亿元，台湾也有4000亿的规模，加上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等地区则规模更大。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而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的比例依然很小。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人民币的日交易量已经达到1200亿美元，远远高于三年前的340亿美元，这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在全球外汇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10年的0.9%上升到2.2%，但相对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现有份额极不对称。

　　中国确实希望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来看，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动机，人民币的海外总量仍然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则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基础市场和衍生市场）来容纳和吞吐。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类型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过去没有自贸区时，资金流入的龙头要直接进入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通道或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自贸区成立后，“金十条”和上海配套的“42条”很多都可以在自贸区里先行先试，从而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国际化是真正内涵

　　金融的国际化是自贸区的真正内涵，其终极目标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由市场决定，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的使用。

　　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鼓励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融资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

　　这些资金完全可以对接区域内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众多需求，而这也是“金十条”和上海配套金融“42条”中的重要内容，如可以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支持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满足在建、续建工程及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支持居民对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融资需求等。

　　当前我国的流动性环境其实也很“简单”，犹如“围城”，海外的廉价资金希望到国内套利；国内不少资金获利良多，希望到海外去抄底。目前，我国居民的净资产为180万亿，即使管制放开也不会全部“逃光”，更可能的情形是离开、转换身份后再回来，类似当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情形。金钱永不眠，广义套息来来去去都很正常，关键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成长和增长预期。实际上，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反对对短期资本进出附加某种形式的临时管制（包括托宾税）。风险应该可控，切勿因噎废食。自贸区绝不是一个温室，而是一个货币竞争的真正学习班和竞技场。

　　预期未来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远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如设立现有各金融（要素）市场的自贸区版或称“国际板”，建立起天文量级的人民币“资产池”以容纳海外人民币和国际货币的投资（投机）需求，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或者产品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全面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全球金融中心。

　　顶层设计突破的抓手

　　根据申报方案，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项改革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希望能够用两至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

　　因此，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PSA（诸边服务贸易协议）围追堵截和二次入世的外在压力下，在内生改革需要动力和推力的重要关头，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非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是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其意义绝对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正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贸易方面，新一代全球规则将深入整个制造过程，这里制定的规则将最终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在金融方面，庞大的资产市场和财富管理商业机遇将不断扩展，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机会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崛起。这也是上海的新机遇、新使命和新征程。

　　高级别协调机构至关重要

　　毋须讳言，尽管自贸区前途光明，道路则难免曲折，其中的难度和挑战巨大。这是政府自身革新并交出权力的过程，既是灵魂也是利益的改造，均绝非易事。先前媒体报道的各部门的阻碍应不是空穴来风。人民银行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内生目标，也可以竞争到目前仅属于美联储的地位和话语权。但不幸的是，这又是技术上最复杂和风险最大的环节。中国的官僚科层体系高度等级化，如果仅仅对自贸区进行地方层级的人事安排而不配备国务院领导级别的协调机构，则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可能是会面临窘境，继而导致推进力度和效果有限，这也是未来自贸区发展的最大的风险之一。一段时间以来，诸多投资者的共同且本能的反应是“Too Good To Be True”（好得不像是真的）。这应当是市场的直觉和担忧所在，必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上海自贸区这里是全世界目光交汇的热点，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由此，我们看好上海自贸区由于试点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众多投资机会，这将对港口、物流、贸易、地产、金融等行业构成利好。建议关注三条主线：企业入驻需求增多，负责园区管理、建设以及周边区域房产开发的公司或将受益（关注森兰和前滩项目）；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以及相关税收、汇率政策优惠，相关港口、航运、机场、物流、仓储、商贸等行业发展将直接受益；离岸金融创新或将推动大量企业进入试验区开展相关业务，离岸金融结算以及经常项目贸易融资、结算将带来金融服务业需求提升，必然会为综合型的财富管理机构提供足够大的表演舞台。（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发表在《财富管理》杂志2014年1月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