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在学者邓聿文看来，温家宝曾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智慧”，应该是来自全社会的通过智库表达的，而最广泛的途径就是民间智库。

　　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更多、更细致的问题，给不同领域有所专长的民间智库提供空间和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发出多元化声音，这将有利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保证政策的客观性。

　　但机会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取的。

　　民间智库20年的发展步伐显得有些缓慢。意见上达机制不发达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是民间智库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民间智库不仅政策空间小，市场空间也小。从社会管理角度，我国的民间智库一直受较大管制，其建言在上达过程中，也常经过层层“过滤”，难以发出独立声音。

　　民间智库要真正成熟，不仅需要自由，更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

　　民间智库的

　　“明星”班底

　　6月28日一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简称“国经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大饭店会议厅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这里即将举办的是“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

　　此次峰会的规模和级别令人咋舌，但对第三次举办峰会的国经中心来说，却是轻车熟路。

　　当天下午，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宣布会议开幕，先后致辞的是国经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人围绕“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的会议主题，分别发表演讲。

　　虽然和天则经济研究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样，国经中心把自己定位为民间智库，并聚集了一班明星阵容：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理事会成员包括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国开行原董事长陈元和中投集团原董事长楼继伟等。

　　国经中心在2009年7月初举办的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就邀请到30多家全球顶级智库及上百名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500强CEO参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也参加了这届峰会的开幕式。

　　国经中心的能量至今让很多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不认可它民间智库的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经中心四年前的高调亮相，把民间智库这一概念带到了聚光灯下。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012年10月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智库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民间智库获得实质性发展，1993年前后，我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出现。

　　1992年，袁岳创建北京零点调查研究集团，专注于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政策性调查和内部管理调查。

　　茅于轼、张曙光和盛洪则于1993年创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通过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解决方案。同年，王德禄、刘志光和武文生创建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通过新经济研究为高新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案。

　　1994年，李凡创建中国与世界研究所，通过游说、提供咨询，为具有创新和开放意识的地方政府设计选举程序等方式，积极介入乡镇、城市社区和地方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和公共政策。其中，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北京零点调查研究集团也被看做目前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兰德”的民间智库。

　　冷水泼向

　　活跃的关注度

　　智库概念开始活跃在舆论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2013年初的一份报告却给中国智库泼下一盆冷水。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在1月24日发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六家智库进入了全球前150名顶尖智库排名。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列第17位。

　　另一个数字似乎在这种对比之下更为尴尬：我国智库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二。

　　国家级的官方智库的排名尚且如此，民间智库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排名靠后，部分原因是外国机构不了解其重要性。另外，这也与该研究中心很多研究成果不公开有关。

　　事实上，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秉承传统文化和习惯，一直奉行“低调”的处事原则，更愿意居于幕后。

　　2003年，英国智库职员马克 伦纳德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告诉他，社科院共有50个研究中心，涉及260个学科，有4000名专职研究员。

　　“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萎缩到大椅子的边缘里。英国整个思想库群体只有几百人，整个欧洲不过几千人，甚至美国的思想库天堂也不超过一万人。但是中国的一个研究院就有4000人，单单北京就有十多个思想库。”伦纳德回忆说。

　　在持续三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界的访问结束后，伦纳德写出《中国想什么》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很快便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

　　国内不少专家对于国内智库暴露出的问题并不讳言。“整体来看，民间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是‘一麻袋土豆’,小的不少，但论规模与影响力就差了，整体研究水平也较低，只有少数对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佼佼者。”2009年，中国民间智库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贺军曾撰文说。

　　政策空间小

　　市场空间也小

　　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国内智库存在的两个最大问题是“跑部钱进”和“部门利益国家化”。

　　魏建国说，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一些研究部门需要跑部委，拿到钱和项目，才能给研究人员发工资、发奖金，但研究成果是否真的适用，并没有多少人关心。同时，一些部门希望通过自己智库的影响，形成维护本部门利益的国家政策，而实际上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有时存在冲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政策制定的全面性。

　　魏建国指出的问题，多出现在国内的官方智库身上，对民间智库而言，与官方智库不对等的地位成为其难以提升影响力的巨大限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智库机构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约3.5万人。其中，民间智库只占约5%，约120个。真正能发出声音，具有广泛社会、政策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少之又少。

　　不像官方智库有持续稳定的资金保证，民间智库只能自给自足，只有学会在市场经济时代生存才得以生存下来，并逐渐获得影响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曾表示，与官方智库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我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步伐都显得比较缓慢。

　　民间智库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政策的制约及其身份问题。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

　　“当时大部分民间智库都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每年都要交税，这对本来就难以实现自给自足的民间智库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学者邓聿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邓聿文说，按照国外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以保持它的独立性、公正性，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黎鹏认为，意见上达机制不发达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是民间智库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向齐鲁晚报记者讲述了国内民间智库之所以20年缓慢前行的原因。

　　“不仅政策空间小，市场空间也小。”毕研韬说，从社会管理角度，我国的民间智库一直受较大管制，其建言在上达过程中，也常经过层层“过滤”，难以发出独立声音。

　　“很多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官方智库，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没有外包的习惯，也就没能给予民间智库充足的市场空间。”毕研韬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这些障碍的存在，让国内民间智库同时作为咨询类企业存在，极为谨慎地考虑政府项目，成了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记者 刘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