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破解金融魔咒的秘方
在索罗斯眼中,欧盟的演变历程与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或金融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过程非常相似,这绝非偶然。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状况的深度分析,索罗斯进一步“证明”了反身性理论的科学性及市场经济主导下超级泡沫形成的必然性。
第一次接触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是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中,在2009年出版的《索罗斯带领你走出金融危机》里,他再一次详细地讲述反身性理论。索罗斯使用的英文词是Reflexivity,表示参与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参与的事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即认知功能与参与功能两者的作用是相反的,两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我觉得要理解反身性理论并不太复杂,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事物是相互影响作用的。
这本《危机与变革》呈现的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索罗斯对美国政府和欧盟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实时思考,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反身性理论及超级泡沫理论框架下对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和美国面临困境的分析。所议所论,一如既往的犀利泼辣,一如既往的索罗斯招牌式的酣畅直言,例如他提出对银行危机的解决之道主要在于资本重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泡沫问题负主要责任、发行欧元债券有利降低“双速欧洲”的爆发概率等。
索罗斯认为,2008年的金融崩盘是由超级泡沫的破裂引起的。这个泡沫由许多小泡沫组成,自1980年以来不断膨胀。每次发生金融危机,当局就会采取干预措施,照顾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并通过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刺激市场,结果进一步吹大了这个超级泡沫。
在索罗斯眼中,欧盟的演变历程与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或金融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过程非常相似,这绝非偶然。这两类过程都具有反身性,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主要是由错误和误解推动的。所以,他把欧盟也视作一个泡沫。在繁荣阶段,欧盟就是英国心理学家大卫·塔克特所说的“美妙的目标”,一个不真实却很有吸引力的愿景。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步步演变成了今天的欧盟。同样,欧元是一种不健全的货币。欧元问世后,欧洲央行认为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发行的政府债券都是平等的。这就促使银行贪婪地认购弱国发行的债券,以期赚取一些额外的基点,因为这些债券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同时,这还导致各国的收益率趋同,遂使经济发展状况出现分化。德国由于在统一后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实行了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劳务市场的改革,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而其他国家由于利率较低,房地产市场繁荣,降低了竞争力。正因如此,欧元的流通导致各国竞争力出现了差异,随着金融市场逐渐恶化,很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从无风险资产变成了风险最大的资产,欧元很难扭转这种不正常状况。
基于这样的剖析,索罗斯认为,要防止欧元区金融崩溃,必须采取四种措施。第一必须保护银行存款。如果存款人失去了存在一家希腊银行的一欧元,那么存在一家意大利银行的一欧元的价值将低于存在一家德国银行或荷兰银行中的一欧元,其他赤字国家的银行将出现挤兑。第二,违约国家的一些银行必须维持运营状态,以防止经济崩溃。第三,欧洲银行体系必须资本重组,并把监管权让渡给欧盟,而不能由各国自行监管。第四,必须保护其他赤字国家的政府债券不受违约国家的影响。即便在没有国家违约的情况下,最后两项要求也是适用的。
另一个泡沫,则在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的情况下不断被放大。索罗斯多次批判有效市场假说的观点,认为市场虽有自我调节功能,但应该加强国家监管。因此在政府启动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除了购买不良资产之外,大部分资金应该用于对银行体系的资本重组。把资金用于提高银行股本,比用于美化资产负债表的效率至少要高出十二倍,这实际上相当于让政府获得了8.4万亿美元,以重新激活信贷流动。由此还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效应,因为政府资金的注入将会吸引私营部门跟风,其结果将是经济得到更好的恢复,纳税人也更有可能从经济恢复中受益。而银行业资本重组计划能否成功实施,可能受到房地产价格过度下跌的影响。此外,还需要采取另外一套措施,尽力设法把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降到最低水平,并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美国存在重大缺陷的抵押贷款制度。
针对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索罗斯列出了三个指导原则。其一,因为市场容易产生泡沫,监管机构必须负责防范泡沫过度膨胀。其二,控制资产泡沫,不仅仅控制货币供应,还要控制信贷。其三,必须澄清市场风险的含义。最后,索罗斯强烈支持监管衍生品。对衍生品的发行和交易的监管,至少要和股票监管一样严格,监管者应该坚持金融衍生工具的发行和交易遵从同质化、标准化和透明化的原则。
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状况的深度分析,索罗斯进一步“证明”了反身性理论的科学性及市场经济主导下超级泡沫形成的必然性。索氏的观点是否正确自然还有待商榷,但他关于欧洲和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的“实时实验”的思考和心得,却是研究索罗斯如何根据反身性理论,结合市场剖析,利用传统金融经济理论误区,在金融市场中进行思考和决策,或者说进行实验的绝佳案例和素材。更何况,在撰写这些文章的同时,索罗斯还一直在努力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施压,而他的提议对各国解决危机和重塑金融监管体系也确实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