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一个长期问题。2008年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到2010年达到了高点，以后开始回落，持续时间超过了10个季度，到2012年四季度才开始反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最近两年的变化，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走势，看法不一，有些方面还是有分歧的。分歧的背后是如何看待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

　　三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等，他们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的指标，用麦蒂森方法计算），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跟这些经济体是相当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也会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如果刚才讲的规律在中国也是有效的话，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我们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等等，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几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的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是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占到了中国GDP接近一半，实际上他们的增速是合乎逻辑的。这些省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1万国际元。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从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增长阶段的转换已经开始。最近两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7%-8%之间，之后将会稳定在一个中速的水平上。这个中速究竟是多少？我想可能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最终可能会稳定在6%-7%之间。当然进入这一中速阶段以后，并不能由此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悲观的看法，这样的回落是合乎规律的。

　　中国已经设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说这样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还是有很大可能性接近或者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接近或者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届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

　　进入增长转换期以后，中国也会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起落。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目前来看，高增长的想法或者思维定势还是相当普遍。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将会进入新的高增长周期，这种判断在过去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放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来看，我们认为2012年四季度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由存货调整而引发的短周期回升。中长期周期向下调整的过程其实还在持续，并没有结束。所以有人估计2013-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9%，有人认为又要回到10%左右的增长轨道，我个人认为这是过于乐观了。

　　这种预期加上地方政府换届以后固有的增长冲动，很可能引发物价水平的上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加剧和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甚至引爆多方面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政府将不得不进行调控，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出现短周期和中长周期同时向下，从而使经济大幅度快速回落情况的出现。这就是所谓大家讲的“前高后低”，大起后大落的局面。警惕并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宏观决策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增长的稳定性。首先，不能够把这个速度人为地推高，同时把政策的重点要放到防止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快速回落上，政策重点是要托底，而不是推高，并有必要的政策储备。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增长阶段的转换，我们会看到增长速度的变化，其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增长方式的转型。如果这种转型能够成功，中国经济下一步仍然具有重大的增长潜力，这个将会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上。

　　这里我想简单的讲几个数据。

　　城镇化。中国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仍然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些研究估计这部分人如果解决户籍以后，他们的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六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同期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的升级，中国达到日本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消费升级。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或者我们讲的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估计目前这个群体的比重在中国大体上是20%左右，到2020年，将有可能上升到45%左右。

　　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的潜力也还是相当大。至于说到创新，这个潜力更是不可限量，只要看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增长就很清楚了，潜力非常大。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把其中的潜力用好，这就涉及对新增长阶段特性的理解。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主要是通过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转移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将主要通过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转型升级、优胜劣汰、全产业链管理而实现更高速的增长。用中国通俗语言讲，过去主要是铺摊子，今后主要是上台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经营，今后重点将是精耕细作。

　　显然，上台阶、精耕细作对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聪明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需要更加重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来的，需要比过去更加注重调动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而这些正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刘世锦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之学术峰会上所作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