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3月7日发表了题为《改革：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两会”历来备受关注，本月两会似乎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揭晓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名单，还在于在近年经济持续减速和社会对改革的高涨需求面前，人们更期待中国政府制定出促进和确保未来新一轮增长的政策。

　　2010年后，经济增速下滑让中国政府处境更加复杂。没有人确切知道减速状况会持续多久，而对经济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体面”的增长速度，政府显然也把握不足，以至于近年增长目标都下调至了7.5%以下。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途也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一个有着30年超高速增长辉煌记录的经济体是否真的迎来低速增长时代？目前回答肯定者居多，很多经济学家常常把日本被作为一个鲜明的参照。

　　在经历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长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在1973年出现了陡降，不仅从9%跌到了4%，而且随后40年内，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今天中国是否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一幕？不管是否认真对待，多数经济学家表现得依然很悲观。

　　在悲观的逐项理由当中，多数讨论其实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即使是东亚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他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把今天人均GDP只有美国20%（同样是按照购买力估计）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并不符合经济学的“收敛论”。也就是说，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即便如此，多数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过去的优势，以实现快速追赶。他们认为不管目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还是20年前体制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也好，当下“糟糕的模式”或“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 笔者认为“糟糕的体制”不见得应成为另一个悲观理由。动辄拿体制说事或把所有问题归因于体制，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思维范式。即使不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得多么“糟糕”，但一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经济学家应该不能回答这个，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的体制一知半解、缺乏与他国体制切身感受时，对体制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感情用事而已。

　　基于对制度和比较制度学的研究文献正确看法（尽管常常被经济学家忘记），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不能脱离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会导致既有体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为增长的桎梏。

　　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已经变化的发展阶段的改革，成功例子并不多。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印度、拉美如此，日本也是。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以印度为例，辛格政府过去这些年来充分认识到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在东亚，正如前文所言，尽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其体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终还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长，难以扳回失去的国际竞争力。相反，韩国之所以能从过去的成功发展成今天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在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还能成功站到国际技术的前沿，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韩国能成功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有意思的是，韩国在“汉江奇迹”后演变出来的体制常常被西方经济学家诟病不已，但这个体制却是可改革的，在一些关键的阶段上，可改革的体制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灵活的优势。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往往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其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几乎难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巨头的影响，俄罗斯也是如此。

　　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欧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涩。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或财富）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从而才有可能保持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左右，不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十分迫切。今天的局面与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数量上不超过2%的国有企业资产占了全部企业资产的40%，即使国有部门（特别是央企和金融部门）的权势日益增长，中国看上去依然没有变得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相反，这些财富的增长极有可能增强中国政府掌控局面和推进改革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成功的秘笈。

　　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