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依靠大量的负债来支持投资和经济增长，这种负债经营既在地方经济中有明显体现，也表现在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如高铁），表现为超前投资、负债投资。可以称之为“债务经济”模式。这种依靠大量的债务来透支发展的特点，在市场和企业层面也有明显体现，表现为企业债务增多，而且常常与地方政府相关连。在我们看来，“债务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将面对的中长期风险。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在2012年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时曾表示，在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但未来的发展速度将遭遇债务和管理的夹击。陈功认为，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债务经济，持续不了10年，债务早晚会转变成为通胀。但中国当前的形势不能不发展，如果发展模式又不变化，结果只能是债上加债，加大“债务经济”的负担。

　　“债务经济”与通货膨胀也有关系。2012年全年CPI同比涨幅为2.6%，与前一年的5.4%相比明显回落，顺利实现了低于4%的通胀控制目标。这种“低通胀”的结果让很多政策部门松了一口气。但在安邦研究人员来看，中国2012年的低通胀水平与中国经济的局部“冻结”有关，如果以“调控”来冻结经济，那么通胀指标就不用太担心。然而，中国显然不能长期冻结经济。如果要放开经济，而模式又不变，债务经济能走多远就是个问题。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2011年初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总水平约10.7万亿；2011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7.2万亿元，两者相加形成约18万亿的总体政府性债务。18万亿的政府债务占2011年的GDP比重约38%左右。仅就这个数据而言，要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水平要低得多，如日本目前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180%，德国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为83.2%，2012年末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约70%，而中国的政府性债务比例只有约38%。

　　不过，政府性债务比例低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正如安邦此前的分析，如果考虑到中国减债的弹性空间，尤其是看债务与政府开支的比较，中国的债务问题令人担忧。比如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量11.37万亿元来计算，中国政府性债务与政府开支相比高达154%，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对政府支出的依赖性极高。如果把债务扩大到公共债务，同时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各种隐性负债，中国的实际债务情况比比一般认为的更高。正如陈功此前所强调，中国未来10年的最大危险就是债务经济。

　　在2013年，中国“债务经济”的模式并不会缓解。首先，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在不断增大。财政收入增速在放缓，但支出增长却不能放缓。2012年1－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约10.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同比增长7.7%，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16.3%。在前11个月，中国GDP增速降了2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了18.6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1.2%，这比2011年的同比增速22.6%已下降了一半！

　　财政增长在放缓，财政支出增速却在加快，2012年，全国财政支出12.4万亿元，增长14.1%，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行政支出等刚性支出去不断增加。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很多产业发展要求地方资金配套，这逼得各地不断在融资渠道上去“创新”。在过去的模式下，财政压力很容易转化成政府债务。比如，海南省今年准备大建高速公路网，但钱从何来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融资难，海南很自然地转向土地、转向政府负债。安邦研究团队很担心的是，一旦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普遍再走向土地和负债模式，“债务经济”模式的风险将会显著加大。

　　“债务经济”对中国不是会在短期爆发的风险，但这种模式的风险已经现实地表现出来。正如安邦在《2013年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所预测，2013年中国“债务经济”的风险将逐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