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对世界经济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甚至有些国外的媒体都在议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否已经结束。

　　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我对中国的经济依然充满信心，我觉得我们增长的空间非常巨大。我每次来青岛都感觉到这个城市又变了。不仅青岛，中国很多城市都给我们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中国的内需还有很大空间，走到世界各地，看到一个城市晚上特别活跃时，这个城市的经济往往就有了额外动力。我相信，中国经济未来的空间非常大，城市化在扩大，而且深度也在增长，城市要更加像城市，城市本身要更加城市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Tripod咨询创始人兼总裁，前汤森路透中国区主席）：首先出现问题的是欧洲，然后是美国，然后才是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排名比较靠后。中国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快速应对长期的问题和长期的困难。所以短期和中期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问题并不严重。

　　李一（瑞银集团中国区董事长）：首先大家得承认整个经济在放缓。但是有几条主线支撑着中国中长期发展：城镇化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全球化转型。此外还有差异化的转型。很多人也开始注意到，某种意义上，中国自我消化能力和自我承受能力也很高。虽然目前经济增长在放缓，但未来几年，我们非常看好。

　　如何评价4万亿刺激政策？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所所长）：我们在前面几年实施的以4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方案，显然使我们能够成功抵御外部的所谓世界经济发生的金融海啸冲击，同时也必须面临它所产生的问题和副作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己内部的深层矛盾在凸显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和困扰。

　　在后危机时代，政府应该加快推进化解深层矛盾，进行矛盾凸显期压力的配套改革、全面改革的工作。但这方面，进展还不够。

　　西蒙·科克斯（Simon Cox，《经济学人》亚洲经济主编）：4万亿刺激计划阻止了失业，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所以首先我支持刺激计划。但在4万亿的刺激计划中仍然是有一些问题的，一是如果通过银行进行投资，就很难进行真正的改革。另外，房地产的泡沫，也是危机之后政府需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马宇（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在经济好的时候，觉得政府干预太多。但是一旦有了问题，又呼吁政府救市。是不是有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市场基础之上，但实际上由政府主导就可以让经济很好地、健康地、长久地发展下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式的政府主导模式受到的赞扬较多。但政府主导的时候，它的投资偏好在很大情况下跟市场、民众的需求是不吻合的，经常出现偏离。尤其是很多其他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府偏好和市场要求以及民众需求，相差非常大。这会造成非常多问题。

　　刘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看，显然是正确的决定，就像对一个高烧的病人必须用猛药一样。但它的后遗症也是很显然的。这个钱对民生工程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形成生产力，包括高铁、公路网、机场等建设都是长期的，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才能在经济中显现出价值和作用。但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会在两三年之内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增速放缓期也是中国的机遇期

　　李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北亚区总裁）：经济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大家都赚钱。市场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做，因为生怕再出更大的问题。所以，中国一直在推动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我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政府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整。因为，目前经济不好是暂时现象，如果我们摆脱不了这个怪圈，市场好了以后没有人再去呼吁经济调整的结构，进行必要的治理。如果能在这样一个时间下比较大的决心，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时机。

　　庄健（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还是需要包容性增长。实际上我们讲的包容性增长，不是有些人讲的收入分配结果均等，这也和市场的原则不一致。我们倡导的是机会平等，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参与的平等性。这能激励人们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达到市场配置基础资源的功能，保证中国经济保持活力。

　　马科恩（Bruce Mcker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欧中国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我对短期并不是非常忧虑，从长期来看，中国已经离开了出口型增长形势，转而向促进内需靠拢。要解决增加生产力的问题，除了使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还应该在收入分配中，把更多收入偏移向弱势群体，或者找到其他办法增加生产力。此外，全球化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企业面临的市场壁垒越来越小，创新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

　　罗塞尔（Russel John，前美国驻欧盟商会主席）：企业需要改革。现在从中央到省级和当地政府，正在试图进行适应经济转变的变革，企业也要应对这种变化。对于在华的跨国企业而言，在企业内部，在华的领导层、管理层之间，需要考虑变化的速度和盈利模式。并且要与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总部保持同步。▲（本文是9月20日由《环球时报》主办的环球企业领袖青岛圆桌会内容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