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更突出了世界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及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经济运行的金融与贸易体系，世界经济停止了运作。为了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得以运行的体制，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对战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弥补了国际清算能力的不足，较大程度解决了由于黄金供应不足带来的国际储备短缺问题。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汇率波动受到严格约束，币值保持相对稳定，促进了国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1948~1971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为8.4%，而这一比率在战前1913~1938年仅为0.7%。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援助、信贷以及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在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美元取得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一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铸币税，二是增加了其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使美国可以容忍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而不必立即作出调整，三是促进了美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标准等的对外扩张，其意义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局限。其致命缺陷在于，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客观上需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增加，这只能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来解决；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1971年，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发行权属于美国主权，别国不能干涉，货币发行多少只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但却对国际经济和美元储备持有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并不一致，其他国家却被迫按照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其经济政策。由于美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金融投机日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日渐淡化，导致危机频发，中小国家很难抵御。

第二，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以购买美国政府和公司债券的形式，使资金流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是不对等的。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在减轻外债负担的同时刺激出口，实现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此外，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降，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这等于引诱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第三，对于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只是被看作是与“固定汇率”相对的概念。实际上，“浮动”应当有一个参照物，但由于这一参照物难以确定，才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制成为当前国际金融领域危机频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

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造成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最为重要的一点，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

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本位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

坦率地说，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埋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

三、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也使人们看清了当前国际货币体制的不合理性，从而也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契机。虽然现行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但要在短期内找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并付诸实施是困难的，因此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约束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货币发行，防止美国为刺激经济复苏再次回到运用货币政策的老路上去，为下一个经济泡沫的爆发埋下隐患。这需要主要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并相互作出让步，美国应更多地从自身经济结构入手寻求经济复苏，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应逐步限制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这个阶段的时间不应超过3~5年。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选择问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金融界主要有以下几种建议，包括回归金本位制；恢复美元本位制；建立商品储备本位制；以及改造特别提款权(SDR)，将其作为储备基础等方案。重回金本位制的好处在于可避免滥发货币现象、防止少数国家榨取通胀税及铸币税、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实行各种保护主义等，但金本位制存在致命的缺陷，即黄金存量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无限性的矛盾，将导致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和通货紧缩。因此，重拾被遗弃了半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度是不可能的。至于美元本位，由于无法克服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局限性，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稳定的，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以某种初级商品作为货币基础同样是不现实的。而改造现有的SDR，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具体来讲就是建立以“一篮子货币”为核心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篮子货币”的选择要进行探讨，可以综合考虑一国的GDP、贸易、储备、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等因素来确定。

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建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核心多边机构的功能和作用也应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经济政策的监测、约束职能必须加强，这构成了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首先，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不尽合理。一方面，基础投票权的作用名存实亡，让位于金钱决定的投票权。IMF成立至今，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却从当年的11.3%下降到2002年的2.1%，基础投票权已经失去了其原来的职能。另一方面，作为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也已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却未能在基金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应重新分配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避免任何一个国家及国家集团(如欧盟)具有否决权的现象出现。其次，IMF对成员国的监督应具有切实的约束力。例如，尽管目前IMF的第4条款磋商涵盖了主要发达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方向却很难具有现实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环境，因此无论是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还是其决议约束力的改革，都应该照顾到各方利益与关切、切实可行、可操作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呼唤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贸易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和金融环境的逐步改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货币，中国也必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造中去，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