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张寿林 每经编辑 姚祥云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18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与日元、英镑的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RII是中国人民大学编制的综合量化指标，用以客观描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使用程度，以及人民币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方面执行国际货币功能的发展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解读《报告》时称：“人民币国际化越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越需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实现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

2010年初，RII只有0.02，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几乎完全空白。由于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的成长，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呈现爆发式快速增长，到2015年第三季度RII已升至3.60。之后在国内外金融市场深度调整的大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预期逆转，国际支付中的人民币份额有所下降。随着离岸金融市场上套利性、投机性的人民币头寸加速消失，到2017年第一季度，RII深度回调至1.49。

而在“泡沫”被充分挤出后，人民币国际化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并且随着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制度红利逐步释放，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彻底扭转前期疲弱态势，触底后巩固回升。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上回到2015年的高峰水平，与日元、英镑的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第四季度，全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人民币计价交易综合占比为6.51%，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全球占比有较大上升，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人民币在IMF可识别外汇储备中占比达1.07%，同比上升0.23个百分点，表明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显著提高，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获得进一步实质性确认。

向松祚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十年以来，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像当初很多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因为金融海啸、金融危机而下降。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步，但《报告》也分析了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障碍。首先，全球货币政策酝酿变局，金融市场波动性与溢出效应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转向，将对汇率、利率以及资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短期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相对单一的情况下，货币“竞争”加剧，汇率波动扩大，使得风险传染性和溢出效应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对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形成一定的阻碍。

其次，人民币金融产品不够丰富，市场体系有待健全。《报告》指出，受到宏观审慎监管、创新能力、市场结构等因素影响，境内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较美元、欧元等仍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汇率风险管理手段难以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非居民缺乏充足便捷的人民币使用渠道和使用方式，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产生负面效应。

再次，合规审查，人民币跨境流动通畅度有待提高。在全球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我国加强了资本项下管理，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真实、合规性审核，有效遏制了前些年比较盛行的、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套利和投机性资本跨境流动，减少了一部分人民币跨境流动。资金进出境手续增多，便利性有所减弱，人民币跨境流动通畅度下降，对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造成了负面影响。

《报告》还指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不及预期，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尽管CIPS已投入使用，但参与机构、处理业务量不及预期。存在业务种类相对单一、证券清算结算体系割裂、交易流程和政策与国际惯例没有统一对接等问题。与美元、欧元的支付体系相比，CIPS在货币政策传导、资金周转优化、金融监管、经济预测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亟待进一步完善。

《报告》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发展新阶段，为获得必需的国际网络效应，迫切需要全方位、高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研究表明，经济规模越大、货币国际地位越高的国家，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明显。这就意味着，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干扰、削弱我国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的宏观管理政策目标。

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有力保障宏观政策实现预期效果，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助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目标实现。

《报告》指出，全面高效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要将贸易、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协调的重点内容，将结构改革、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协调范畴，完善国际政策协调框架；要重视多层次国际组织在协调中所体现的平台功能，积极寻求在新兴国际协调平台上发挥引领作用。要在“一带一路”上开展内容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为国际协调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样本、新模式；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分歧，这是实现无危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也是当前我国进行国际政策协调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