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对一个尚未完成深度资本积累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投资与消费和出口一起，将在长时期内决定着该经济体增长的速度和方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具有终极影响力。但在新增长理论结构的建构中，通过放松投资的条件和假设，投资在创新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论证中扮演了远比在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中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必要手段，投资在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中有着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对国民经济短期或者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把投资行为分解，投资取向和投资结构构成了整个投资行为的全部。投资取向以动态变化揭示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与投向，而投资结构则以静态特征反映投资比例的数量与构成。两者从不同侧面反映经济增长质和量的变化，对一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和均衡增长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的是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特征。三年前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即时拉动功不可没，但也埋下诸如通货膨胀、重复建设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隐患。就现阶段而言，投资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不同的是，目前的投资过程和形式，充分体现了以内涵和质量为主的长期增长目标，摒弃了以单纯追求数量增长为主的模式。

　　鉴于此，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改良性的转变和纠偏，“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当前实现经济复苏和促进阶段性增长的必然首选，宏观调控坚持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并举。在此阶段，投资作为目前实现增长的主旨方式，其核心内容即投资结构和投资取向就暗自契合了现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政方针。从某种程度而言，投资取向可以视为“稳增长”目标下的阶段性诉求，重点在于通过投资主体的主导作用，审慎把握投资力度和方向，扩大有效投资需求，确保合理的投资规模和增速；投资结构则同化为“调结构”，重点在于以投资结构改善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当然，在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还需要其他经济力量诸如消费和出口的统一协调和配合完美实现。结合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目标，根据投资结构和投资取向的相互关系，有以下不同组合可供选择：

　　其一，在投资取向为数量优先下的组合选择。在追求数量的前提下，投资扩张更多的是体现在投资规模和速度等一些短期数量指标上。投资结构相应的要在产业关联和产业发展的视角下，全面深入分析产业间关联和传导产生的辐射效应和拉动效应，不仅要关注宏观层面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微观层次企业或个人的投资的成本及风险控制和中观层次上的政府投资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

　　其二，在投资取向为效益优先下的组合选择。在效益优先的情况下，投资主体则更加强调投资的“有效”和投资结构的“优化”，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均衡发展来达到长期的发展目标，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从经济效益来看，特别注重提高投入资金的收益率和投资率，主要依靠投资实体经济来产生经济绩效而获得资本收益的回报；从社会效益着眼，尤其重视改善社会二元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引导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改善投资结构来间接影响社会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来获得社会承认和和谐发展。

　　其三，在投资取向为数量和效益双重目标下的组合选择。即在投资数量和效益之间寻找恰当的投资平衡点，投资规模和速度要凸显有效和适度。在科学的投资取向引导下，通过适度的扩大消费规模和保持投资规模稳定增长，使投资能促进消费并使投资数量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匹配，与区域经济平稳发展和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相适应。

　　宏观经济调控既要重视质量，又要重视发展速度，从两方面看我国当下的经济环境偏向于第三种组合方式。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以投资需求的适度规模和合理增速为前提的，从投资取向和投资结构入手，还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首先，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稳增长是当务之急，是眼前必须；调结构是长远利益，长久之计。调结构必然影响稳增长，目前的投资取向和投资结构关键在于寻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适应宏观政策目标需求。其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有不一致的投资取向,这非常容易造成投资浪费,也会增加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避开需求调节上与中央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周期性的非同步性，建立协作共赢机制，实现步调和目标一致的投资取向。再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性关系。投资结构决定产出结构和效益结构，必须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环节。最后，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投资应避免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应主要用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及教育、卫生、科研、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民间资金则应该投向竞争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作者：山西大学 田井泉 杨 军 李保伟）